國慶長假結束，新華社記者探訪全國多個景區發現，本該是審美的休閑游，卻成了不得不直面國人公德缺陷的“審丑”之旅。升旗過后的天安門廣場留下5噸垃圾，游客不顧警示隨意攀爬圓明園古墻遺址，貴州苗寨景區游客打群架，寧波高速路堵車乘客下車扛走旁邊農田里的大冬瓜……

　　這些不文明出游的鏡頭，在長假期間頻頻見諸網絡和媒體。難道是人們的道德水準正在逐年下降嗎？當然不是。由于信息傳播速度日益加快，才使得一些不文明行為被迅速揭露，并在傳播過程中被層層“放大”，形成集中和轟動效應。我們不應夸大也無需遮掩，旅游不文明行為實際上是一個已經存在多年的老問題。

　　面對旅游不文明行為，目前主要有兩種應對方式：一是強調重典治亂，比如規定處罰亂涂亂刻行為。以法律保障道德底線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僅僅一個普通景區的游客就人山人海，充分說明執法難度過大、執法成本過高，顯然不能指望依靠處罰根治不文明行為；二是教育宣傳，主要表現為一遇節假日就提倡文明出行，而節日一過就雨過天晴再也無人提起。這種應景式的文明教育方式顯然難以深入人心，收效不大。

　　不文明行為當然可以改變，但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經濟迅速騰飛，一些“暴發戶”去歐美旅游，和如今一些內地人一樣，也會當街吐痰、大聲喧嘩、喝酒鬧事、不排隊、隨地亂丟垃圾，飽受輿論非議。當時一些國際飯店為避免聲譽受損，甚至明確表示不接待“臺客”。隨后，臺灣民間團體倡導了十幾項運動，如“勿隨地吐痰”、“說話講禮貌”、“上車請排隊”等，最終樹立起講文明的新形象。

　　文明習慣的養成，說到底是“養成教育”，這需要長時間的熏陶、感染。比如，自2006年沈陽市開展“文明出行”看排隊活動以來，沈城公交車始發(終點)站都實現了排隊乘車，以此為基礎，文明排隊逐漸由公交車站點推廣至火車站、商場、醫院等其他公共場所，成為一個文明習慣養成的典型案例。

　　從小處著手，從每一位市民自身做起，把文明作為日常學習生活的基本要求，完善每個教育細節，就能夠讓文明意識和習慣根植在每個公民的心中，也才能整體提高社會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