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患者假想的這種知情人角色正是由其主治醫生擔任的，后者利用患者的信任去幫助他。

　　相反，精神分析醫生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所知甚少，所知道的東西也僅限于與自己有關的方面，而在與患者有關的方面則一無所知。只有患者才知道(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知道)有關他自己的一切(即使他是一名兒童，甚至嬰兒也是如此)。雙方共同所做的工作迅速打破了患者想讓精神分析醫生成為其無所不知的知情人的幻覺。

　　妨礙一個人(甚至在他成年后)在社會上獲得獨立的東西是其塵封的童年往事。他曾接受了語言，但在接受精神分析之前，人們所說過的話不是講給他聽的。以某種借口(例如患者耳聾)保持沉默不是一種精神分析態度，保持常人習慣同樣不是。我們可以對一名聾人講話。他會聽到什么？我不知道。他靠直覺感悟對方想要表達的意思。我也曾對治療中遇到的耳聾患者說話(盡管我知道他們聽不到我的聲音)，因為當我同他人交流時，說話是我的一種自然行為。然而，如果一名與我發生關系的兒童完全處于自在的狀態，并且對我完全無話可說，對我毫無期望，我就不會和他說話。我從不向一名正在畫畫的兒童解釋他的作品表現了什么，從來不。他就那樣畫著，畫完了……在這之后，如果他主動把畫給我看，我就問他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夠講一下自己的畫。他有時講述一種幻想，有時則羅列一些東西：樹木，桌子，房子，人物……我接過來問他：“樹木對桌子說了什么話嗎？”他有時回答，有時則不回答。做下一場分析時情況會變得更好。我叫他，請他重新講一下自己說過的話，然而如果他不說話，那就算了，這樣也許更好。

　　如果我參考自己作為母親撫養三個孩子的經驗，我會思考究竟什么沖突能破壞七八歲以上兒童的交流。只要人們在家里讓孩子在與其本人有關的所有事情上獨立生活，而且每個人都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并與孩子談論所有的事情，就不會有這種沖突。間或會拌一下嘴，這有助于讓問題得到解決：“你的房間真亂，哪天你準備好了，我幫你收拾一下，因為你真的需要在自己的房間里自由活動并知道自己的東西在哪里……”當然也應該等著孩子提出要求：“快來，媽媽！我什么東西都找不著了……”于是兩人就開始收拾房間，然后約定每兩周或者三周重新收拾一次。兩人高高興興地把一切東西放回原位，互相嘲笑對方的怪癖或小毛病。父母的怪癖和毛病和孩子的一樣多。當人們把餐桌上的生活變得宜人時，孩子們就會來入席，因為這比獨自呆著要有趣，在就餐時可以談論一切事情。但假如人們所做的是為了強迫他們去吃他們自己不愿吃的東西，就會讓他們厭惡吃飯。“啊，這些腸子真可怕！”—“那好，如果你更喜歡吃煎雞蛋的話，自己去做吧。”他們自己做雞蛋吃，為什么不呢？當某一天孩子不喜歡我做的菜時，我從不阻止他們自己去煎雞蛋并只吃他們自己愿意吃的東西。他們十分高興。應該說他們很小就習慣于按照自己的意愿獨立生活。我的孩子從未給過我壓力和要挾，而這是許多母親抱怨的問題：“如果你不對我親熱一下，我就不吃飯。”或者是：“如果你不對我親熱一下，我就不睡覺。”其實回答孩子的方法很簡單：“如果你不想睡覺，那就別睡了，我們要去睡覺了。”在我們家，這種撒嬌不會持續多久：“如果你不覺得困，就不用強迫自己睡覺，而我們覺得困了。”這話我不用再三重復。

　　但也應該承認，最好的預防方式也無法完全阻止疾病、事故、痛苦甚至親人的死亡。有失敗和哀傷，尤其存在一些敏感時期，期間某個孩子會出現強烈的反應，或者“默默承受了”所發生的事件而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但這些事件將給他的一生打上烙印，或者雖然在表面上被遺忘，但隨著以后的磨難而出現反響。一個或多個脆弱區域隨著年齡的增長變成斷裂區域。完善對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是一回事，對兒童身上已經產生的器質化的神經癥和精神病進行治療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這和醫學上的情況是一樣的：盡管人們講究家庭集體衛生、接種疫苗，并且根除了一些威脅健康的瘟疫，但一些疾病仍然存在，患者會出現有可辨癥狀的紊亂。即使人們直接打擊病菌的滋生，也仍然要根據疾病的后遺癥對每位患者施行不同的治療。許多細菌性紊亂的后果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