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謝我的父親。生活中他話不多，但關鍵時刻總是看得很遠。看似不經意的話，其實都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他讓我堅持做自己想做的事，依照自己的意愿追逐夢想。這使我變得獨立而自信。自由給了我自立，自由加上自立給了我今天的人生。

　　我的童年是在內蒙古包頭度過的，那里的教育水準相對落后。我父母都是中學畢業，但他們卻很有意識地培養我和弟弟，使我們都上了很好的大學。

　　我父親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一直愛看書，也愛買書。所以我從小在家里能找到最多的東西就是書，尤其是蘇聯文學。我讀書的種子就是那時萌發的。當時家里沒電視，也沒錄音機，我閑著沒事就看書。在書里我得到的樂趣，比做其他事情多很多。

　　父母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給我自由選擇的權利。父母從來不干涉我該學什么、該做什么。他們只是照顧我的生活。我要買什么書，他們就給我錢。有一件事應該感謝我父親。上初中時，父親給我選了一所他認為不錯的學校--那時還沒有考大學的事兒。父親之所以給我選這所學校，只因為他聽說這個學校有很多從外地來的老師。父親一直主張孩子不僅要讀書，還要有見識。他認為外地來的老師能給他兒子課本以外更多的東西，所以就把我送到這所學校來讀書了。正如我父親期待的那樣，在這所學校里，我遇到了一批非常優秀的老師。他們都是大學生，各有所長，只是由于"政治"問題被下放到包頭。

　　例如教我語文的高老師，他曾是《工人日報》的主筆，非常有名，工資是其他老師的幾倍。他是20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土地法專業的學生。因為家里成分不好，"文革"中被下放到我們學校。在高老師的作文課上，我第一次知道可以不必寫命題作文。有一次我拿到題目，寫了一下午，一句話都沒寫出來。我就去找高老師 ："老師，你出的這個題目我實在寫不出來。"高老師說："那就寫你能寫出來的。"后來我寫了一篇《我家窗前的一棵樹》，有點魯迅文章的感覺。這篇文章從一棵樹寫起，寫這棵樹見證的變遷，我與這棵樹一起成長，它見證了我與朋友、同學的友情等等。沒想到這篇沒有按照老師命題寫的作文居然獲得了最高分，還被其他班老師拿到全校當范文宣講，分析文章為什么寫得好。這給了我特別大的成就感，而且悄悄點燃了我想讀北大中文系的夢想。

　　我的數學老師更"神"。他是南開大學數學系畢業的。他講幾何的時候，從來不帶教具。上課只帶五根粉筆就來了。畫圓的時候，只目測一下圓心，然后一筆畫成，沒有第二筆。這個圓你看不出它的接頭在哪兒。畫三角，說畫一個34度角，抬手就畫一個34度角。有的學生不信，下課拿著量角尺到黑板上去量，果真是34度。連不愛學數學的同學對他都佩服得五體投地。

　　教我們生理衛生的老師是北京師范大學生理衛生系畢業的。當時我上初三，聽生理衛生課能聽得入神，不是說我對各種器官感覺好奇，而是覺得人體竟如此神奇！因為老師講生理衛生已經不光講解剖了，他講的是人體結構與生命整體及其運動的關系，具有很強的哲學色彩。

　　這些老師不僅講課好，還都很有個性。他們做事追求極致，卻沒有一個評上過"優秀老師"。因為當時學校要求老師要坐班、要寫教案。這些老師的知識全在腦子里，根本不用寫教案。給我們講課只帶一個課本，課本上也根本沒標注什么字兒。講歷史的陸老師南京大學太平天國專業出身，他天天把課本掖在褲腰帶里。進教室后，他從褲腰帶里取出課本，往講臺桌上一放就開講，從來不看一眼課本。牛得很！這后來影響了我的教學方法--要講的知識應完全爛熟于胸。

　　英語老師最令我難忘。他是學俄語的，沒科班學過英語。他看我很有學英語的潛質，就在一次下課后把我留下來。他說 ："我教其他同學可以，但我看你是個好苗子，你不要跟我學了。你要學正宗的英文。"我說："我不知道上哪兒去學正宗的英文呀！"

　　過了一星期，他讓我課后去他辦公室。見了我，他從懷里小心拿出一個用破報紙包著的東西。打開一看是爛了一個角的大唱片，黑色的膠盤，可以用手搖留聲機放的那種。他說："王強，我是半路出家。你要想學真正的英文，我給你找到了一個好教材。這是國外的。"(那時候聽外國來的東西，有一種"反革命"的感覺，因為當時偷聽敵臺是不得了的事！)他告訴我那叫"靈格風"。上初三的時候，在內蒙古那個偏僻的地方，我第一次知道了英國 BBC 經典的"靈格風"教材。唱片是破的，可能是從收破爛的人那兒找到的。

　　我特別感動于老師的苦心。每天放學后，他就把我帶學校廣播站。廣播站有一個手搖唱機。老師把團旗往窗戶上一掛，誰也看不見；再把門從里面一鎖，誰敲門也不開。然后他就揮汗一邊搖著唱機，一邊讓我跟著唱機讀。

　　我考到北大以后發現，英語專業50 個人中只有我說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因為我是按照BBC 學習的，一點都不含糊。

　　老師們的謙遜真誠，以及他們全情投入地把事情做到極致的人生態度，簡直讓我嘆為觀止，這直接形塑了我的人生態度和做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