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父母，我必須考上一流的大學。”

　　“如果不是為了父母，我早不讀書了。”

　　“媽媽快把我逼瘋了，她整天嘮叨，什么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哪所重點大學，什么你怎么學習成績總不見起色，什么這次考試又因為馬虎丟分了吧……我現在對學習厭倦透頂，一上課腦子里就響著她的嘮叨，根本學不下去。”

　　“爸爸是個工程師，他從不打我罵我，但我特別怕他。只要我的成績不進步，他一看我就拉下臉來，整天整天不理我。光考高分不行，我必須有進步他才高興，才會夸我獎勵我。明年就要中考了，我擔心極了，要是考砸了怎么辦？天啊，我一想到爸爸的反應，就覺得自己快要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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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我收到了數百封中學生的信，很多孩子提到了父母的壓力，上面幾段話是他們信中最平常不過的片斷了，還有多封信提到這樣的話：

　　“我怎么努力都達不到父母的期望，我累極了，真想哪一天離開這個世界。”

　　對此，廣州某中學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三班主任解釋說，父母比孩子對學習更著急，是再平常不過的現象了。就她看來，父母們造成的壓力一點也不比應試教育低。一直從事中小學教師培訓工作的知名心理學家徐浩淵博士說，父母的壓力遠超過教師，是孩子們學習壓力的主要來源。

　　為什么父母們給孩子制造了這么大的壓力？

　　國內知名的心理學家徐浩淵博士說，最簡單的解釋是，父母是將自己的焦慮轉嫁給了孩子。父母，尤其是媽媽，他們自己的成長停滯下來，他們對自己能否適應社會產生了巨大的焦慮，但他們不是通過自己的成長去解決問題，而是將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結果讓孩子承受了雙倍的壓力。

　　“家長希望孩子好，但常不知道該怎么做。”徐浩淵博士說：“最常見的是，他們不考慮孩子的心理需求，而是從自己的心理需求出發，為孩子設計人生。結果，他們出于愛心教育孩子，最后卻發展出束縛孩子成長的非愛行為。”

　　“請舉一個例子，好嗎？”我問道。

　　聽到這個最簡單不過的問話，50多歲的徐博士突然哽咽起來，她忍著淚花講了一個“每次必然讓她流淚的真實故事”：

　　小學生小剛(化名，下同)突然跳樓自殺。他留下遺書對爸爸媽媽說，他覺得無論怎么努力都達不到他們的期望，累極了。爸爸媽媽常說，他們對他很失望，他不想讓爸爸媽媽再失望，所以想到了死。自殺前，他砸碎了自己的儲錢罐，把攢了幾年的零花錢留給了爸爸媽媽。他說，他走了，爸爸媽媽不需要那么辛苦了，如果他留下的錢不夠，爸爸媽媽可以加些錢，“坐坐火車，坐坐輪船，你們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回憶到這里，徐博士的淚水忍不住流下來。她說，小剛那么愛父母，他希望父母“坐坐火車，坐坐輪船，你們去玩一玩吧……不要再那么辛苦了”，這其實是他自己最大的向往。他認為這是最好的事情，自己實現不了了，但希望自己最愛的父母去實現。

　　小剛的心理機制是投射，他最希望做一件事情，但自己得不到，就希望最愛的父母得到。他是將自己的愿望投射到了父母的身上。其實，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很多情況下也是投射，他們有種種心理需求，但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而是期望孩子能去實現。孩子是最愛的人，孩子實現了，就像是自己的實現。

　　“這種心理是‘孩子不急父母急’的根本原因。”徐博士說：“父母們自己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滿足，卻把由此帶來的心理壓力轉嫁給了孩子。”

　　轉嫁一：有勁兒全往孩子身上使，“全陪媽媽” 將兒子逼成“少白頭”

　　董太太的女兒蓉蓉上高二了，現在什么家務活都不干。這倒不是董太太刻意慣出來的。一開始，董太太還要求蓉蓉做點家務，但蓉蓉只要一拖，做媽媽的就會忍不住自己動手了。譬如，看著女兒的臟衣服堆在家里，如果不去洗，董太太會覺得心煩意亂。只有洗了，心里才會痛快一點。表面的原因是，這符合自己的衛生習慣。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這樣做給女兒節省了時間去學習。

　　盡一切可能節省女兒的時間讓她去學習，這成了董太太的原始心理需求。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在潛意識中，她對社會的變遷感到焦慮，覺得自己適應不了目前激烈的競爭。但是，她又沒有勇氣去提高自己，于是就暗暗希望女兒能考上名牌大學，在社會競爭中“奪占制高點”，自己也因此產生了成就感。

　　所以，她有勁兒就往女兒身上使，而不是往自己身上使。

　　這種心理轉嫁機制在媽媽的身上比較常見。不過，董太太的做法是很普通的，有一些媽媽的做法就到了一種極致。

　　譬如，“中學語文教學資源網”一篇名為《如此“培優”令人心疼》的文章講到了一種怪現象：在武漢，一些媽媽把業余時間全部拿來陪孩子上各種各樣的“培優班”，除了工作外，她們時刻陪伴在孩子身邊，不讓孩子有一刻的空閑，必須拿出全部精力去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這篇文章是一個爸爸寫的，他寫道：

　　兒子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被他媽*著“培優”，從沒有過過周末。6年來，妻子把他送進的“培優班”不下30個。兒子自嘲是見不到陽光的人，早晨6時走，晚上11時休息。經常晚上*時就聽不到他的聲音了，一看，他斜靠在床上，流著口水睡得正香，手里的書掉在地上，讓人心疼！

　　兒子五年級時長出幾根白發，當時我沒在意。上初中后，兒子白發越來越多，現在看起來像個小老頭……我們擔心孩子有病，帶兒子看了好多醫院，看了西醫又看中醫，醫生的結論是孩子精神壓力過大。按醫囑買回核桃、黑芝麻給兒子吃，可兒子的白發仍不見少。

　　每天早上6時，妻子準時叫兒子起床復習功課。即便上廁所、吃早餐時，妻子也要讓兒子多背幾個單詞。兒子上小學時，每天下午5時30分放學。妻子在校門口直接將兒子從漢陽接到武昌，趕6時的“培優班”。公共汽車上，妻子一手端飯，一手拿水。兒子在車上解決完晚餐后就上“培優班”了。晚上9時下課回家，兒子還要完成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

　　并且，這樣的媽媽成了一個群體，她們相互交流信息，聽說哪個“培優班”好，就會相互告知，然后紛紛去替孩子報名。

　　這些“全陪媽媽”將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來“提高孩子的能力”，盡管出現了明顯的負面效果仍不肯停下來。為什么會這樣呢？最簡單的解釋就是，這是極端的“有勁兒就往孩子身上使”，她們看似是為孩子，但內心中，她們是為自己不能適應社會而焦慮。

　　徐博士說：“很多媽媽，自己完全停止成長了，她們能不焦慮嗎？但她們不努力讓自己成長，而是將壓力全放在孩子身上。她們說，這是愛，但不客氣地說，她們是在轉嫁自己的焦慮。”

　　轉嫁二：把“理想自我”強加給孩子，知識分子要求孩子更上一層樓

　　前面的轉嫁方式中，父母一方停止成長，而將“提高競爭能力”的壓力完全轉嫁給孩子。但還有一些家長，自己并沒停止成長，但孩子則成了他們證明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獨立成長的另外一個人。只有孩子成功了，自己才有臉面。如果孩子不能出類拔萃，自己會覺得很丟臉。

　　著名教育家徐國靜說，她發現工人媽媽們對孩子的發展很滿足，她們說，我兒子學習不錯，要考大學；女兒成績不怎么好，但她有夢想，將來一定有出息。但“知識媽媽”們對孩子的標準普遍苛刻，因為她們比的不是孩子有沒有考上大學，而是有沒有考上清華、北大，是否去了哈佛。

　　這是一種“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差距問題。“理想自我”總比“現實自我”高一層，工人媽媽的“理想自我”可能是成為知識分子，孩子只要達到這個水平就行了。但“知識媽媽”的理想自我更高一層，孩子必須達到這個水平她們才心滿意足。但在很多方面，工人家庭和知識家庭的孩子的起跑線是一樣的，知識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人家庭有優勢，但卻承受了父母更高的壓力。

　　一個媽媽訴苦說，自己聽了很多講座，看了許多教育書籍，希望女兒能學習繪畫、英語、舞蹈和音樂，所以專門在少年宮附近買了房子。盡管這套房子格局不好，又很貴。但上中學以后，她發現女兒成績變差了，她的“全方位”設計落空了，而且女兒變得特別不聽話。自己付出這么多，為什么會換來這個結果？這位媽媽陷入痛苦之中。

　　徐國靜認為，這些父母其實都在不自覺中把自己當成“債主”，甚至逼孩子“還債”，從而站到了孩子的對立面上，親情關系也變得像“債主”和“債務人”般緊張，這樣的家庭環境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長。

　　轉嫁三：孩子是實現目標的對象，教育學家的“完美教育”逼孩子自殺

　　徐浩淵博士也說，一些高知家庭的父母壓力是極其沉重的，她知道有兩個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學教授，孩子卻自殺了。

　　其中一家父母都是某師范大學教師，他們為孩子設計了一套“完美”路線，要求孩子嚴格按照路線去發展。孩子小時候還不錯，但年齡越大問題越多。第一次高考時，沒考上重點大學。在父母的要求下，他第二年參加了復考。就在考試成績公布的前一天，因為擔心自己考不上父母要求的重點大學，他跳樓自殺了。令人痛惜的是，成績公布后，他的分數超出了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線。

　　徐博士說，這個孩子的父母，作為教育學教授，顯然無法容忍“自己的孩子教育不成功”這樣的結果。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結果無疑是對自己職業的嘲笑和否定。

　　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將關系分為兩種：“我與你”、“我與它”。前者的特征是，“我”將對方視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個人，而后者的特征是，“我”將另一個人當成了自己實現目標的對象或工具。無論目標是多么偉大，當一個人將另一個人視為對象或工具時，這種關系都是“我與它”的關系。

　　按照這個理論，這兩個教育學教授，他們與孩子的關系就是“我與它”的關系，因為孩子成了他們教育學理論的實驗對象。孩子是一個獨立的人，有他自己的心理需求和人格，但這兩個教育學教授，和那些“全陪媽媽”一樣，他們都忘記了這一點，他們將自己的夢想強加在孩子的身上。

　　轉嫁四：通過打孩子宣泄情緒，“打是親，罵是愛”的潛意識并不偉大

　　小龍的語文考試不及格，爸爸把他揍了一頓，并且告訴徐博士：“就這么一個孩子，我們愛得不得了。打他是為了他好，再這樣下去，他以后連個像樣的工作都找不到，那可怎么辦？打是親，罵是愛，我怎么就不打鄰居的孩子啊？”

　　但是愛的結果呢？小龍的語文成績毫無長進，他還對語文課產生了厭惡感。顯然，小龍消受不了父親的“愛”。

　　但是，這真的是愛嗎？徐博士說，是，但又不是。在意識上，小龍的父親是為了愛，但在潛意識上，通過打孩子，做父親的可以宣泄自己在其他地方郁積的負性情緒。

　　她說，做父母的必須要學會問自己一句，“我真考慮到孩子的心理需求了嗎？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轉嫁給了孩子？”

　　譬如，小龍的父親還做過這樣一件事：小龍鬧著要買一雙昂貴的耐克鞋，這要花掉爸爸半個月的收入，但小龍的父親咬咬牙還是買了。為什么這樣做？因為他看到鄰居家的孩子腳上穿著一雙耐克鞋，如果自己的兒子沒有，比不上人家，多丟面子啊？讓兒子穿上名鞋，看似滿足的是孩子的需要，但實際上滿足的是做父親的虛榮心。

　　一些家長，當對孩子的暴力起不到效果時，會將暴力轉向自己，做一些自殘的極端事情。“中學語文教學資源網”上講到一件事情：重慶一位“望女成鳳”的張先生，為給“屢教不改”的女兒一點“顏色”看，竟用菜刀剁下自己的左手小指。看到父親的鮮血，女兒才慌了手腳，跪在地上使勁打自己的耳光，向父親認錯。這位45歲的父親說：“女兒從小嬌生慣養，雖然已經16歲了，但是她的心理年齡可能只有12歲，打實在不起作用，我只能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