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自閉了兩年之后，蘇太太才決定給女兒找心理醫生，這已經太晚了。袁榮親說，如果能夠早一點讓心理醫生介入，阿蘭的問題就不會發展到徹底自閉的狀態。

　　如果能夠早期介入，袁榮親說，他會建議蘇太太向女兒道歉。這是很關鍵的一步，因為阿蘭和許多孩子一樣，認為高考失敗是她一個人的責任，因為畢竟是她在考試而不是母親在考試。

　　但是，獨自承擔這個終極的否定，實在太痛苦了。所以，阿蘭拒絕直面這個事實，從而不斷地逃避。

　　這個時候，如果蘇太太對女兒真誠地道歉，告訴女兒說：“我錯了，我不該用那些錯誤的方式給你制造壓力，我要為這一切向你表達深深的歉意。”

　　那么，這樣一來，阿蘭就會感覺到，她不是獨自在承擔這個壓力，她也就不會那么痛苦，從而就有了直面高考失敗這個事實的勇氣。

　　做到這一點后，他還會建議蘇太太對女兒說：“你愛我，但我利用了這一點來控制你，我不應該這樣做。現在，我想對你說，你是我的女兒，我愛你，無論你怎么樣，我都會無條件地愛你。”

　　當然，道歉只是開始。如果道歉足夠真誠，做媽媽的接下來一定會遭遇新的挑戰：女兒會指責她，一開始指責時結結巴巴，但接下來會像潮水一樣洶涌而來。

　　這個時候，做媽媽的不要做任何自我辯解，而只是傾聽，讓孩子傾訴，并且告訴孩子：“我很難過，我很抱歉，我不知道你有這樣的想法，我過去一直忽視你的感受，一直不理解你。”

　　指責達到高峰時，孩子可能會有公允，出現把所有責任都推給父母的傾向。這個時候，做父母的仍然不要去辯解，他們最后會發現，這只是一時的，孩子到了最后經常會號啕大哭一場，然后對父母表示諒解。

　　“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袁榮親說，“真誠地承擔錯誤教育方式的責任，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想把孩子從高考失敗中拯救出來，他們一定要走出這一步，畢竟，他們的高壓教育方式的確給孩子制造了太多的痛苦，他們要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當父母做出這一點后，那些覺得受到了終極否定的孩子才會有勇氣面對高考失敗這個事實。

　　接下來，袁榮親說，他會幫助孩子們重建自己的價值感。他會幫助孩子們理解，高考只是人生長河中的一個環節，它雖然很重要，但這一個環節的失敗并不意味著整個人生的失敗。相反，如果你坦然地接受了高考失敗這個事實，就可以真正理性地選擇新的道路，而不是在懊喪和痛苦中度過未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