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生病，心急如焚，但匆匆趕往醫院，面對的卻往往是“排隊數小時，看病幾分鐘”的尷尬。尷尬乃至惱火的背后，是醫院兒科“患多醫少”的窘境和兒科大夫超負荷工作的無奈。面對這一窘境，家長擔心的是，如此火急火燎的接診時間是否會影響病情的診斷；業界憂心的是，在兒科醫生“兩高一低”職業特點未能得到改變的前提下，若干年后去哪里能找到數量足夠的合格兒科醫生？(《法制日報》6月28日)

　　兒科醫生“短缺”是不爭的事實。數據最具說服力：《中國衛生年鑒》統計，在2012年全國分科執業醫師構成中，兒科執業醫師僅占醫師執業類別的4.3%；另據權威顯示，2012年中國平均每千個兒童只有0.43位兒科醫師為他們治療，而美國平均每千名兒童則擁有1.46位兒科醫師。若以此標準衡量，中國兒科醫師的短缺數至少達到20萬人。

　　我國兒童約為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兒童專科醫院僅有68家，占全國醫療機構的0.42%；兒科床位25.8萬張，占全國醫院床位數的6.4%。中國兒科醫師人力資源嚴重不足，培養機制長期缺失，近15年里，全國兒科醫生僅增加了5000人。

　　兒科醫生緊缺直接導致我國兒童看病難。兒科醫生“短缺”的根本原因何在？醫務界普遍性的看法是：“兒科醫生風險大，任務重，個人發展空間小，工資待遇不高”。

　　其一，從醫療角度來看，兒童身體發育尚不成熟，易患疾病且病情變化快，又不會用語言準確表達病情，需要兒科醫生全面調動醫學理論知識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作出分析判斷，因而存在較高的醫療風險。由于專業的兒科醫生不足、專門的兒童醫院太少，致使現有的兒童醫院及絕大多數兒科醫生長期處于一種超負荷的工作運轉狀態。據對多個醫院進行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兒科醫生的人均日門、急診量達到每個醫生50～60個孩子，高峰時逾百人。這種超負荷，不僅體現在勞動強度上，更體現在心理上。兒科的高風險、超負荷接診容易誘發醫療糾紛甚至是醫療事故，因而對醫務工作者的要求更高。這就導致一些醫生不愿意干兒科。

　　其二，從勞動報酬來看，兒科醫生的待遇不高。由于兒科是大門診、小病房，病人主要集中在門診上，且病種相對單純，輔助檢查少、用藥量比較小；兒科收費相對較低，僅按照成人收費相對減少的原則定價；此外，兒科人力成本高。醫院若按科室經濟收入定績效，兒科醫生、護士的收入通常比其他科室要差得多。另外，相對于大內科、外科等科室，兒科醫師在科研方面也不容易出成果。

　　其三，從學科角度來看，兒科在綜合醫院不受重視，其學科地位也受波及，通常被戲稱為“小兒科”。為了拓寬專業面，教育部1998年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調整中，將兒科專業作為調整專業，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隨后，中國兒科醫生的“搖籃”紛紛關閉，使得這個行業陷入人才供應不足的惡性循環之中。

　　可以肯定，兒科醫生短缺的背后，大多是醫療過度市場化，過度依賴市場手段調解醫療服務關系所致。兒童醫療收費偏少、兒科醫生待遇差、供求失衡問題值得相關部門思考。

　　具體來說，首先要增加投入，確保二級以上綜合醫院及縣級以上婦幼保健院必須設置兒科，并增加兒童專科醫院數量，以滿足兒童醫療保健服務的需求。

　　其次，應鼓勵兒童專用藥品研發和生產，完善兒童用藥目錄；提高兒科醫生待遇，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事兒科醫療保健事業；加強兒童健康相關科學技術研究，促進成果轉化，推廣適宜技術。

　　尤為重要的是，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迅速扭轉兒科醫療人才緊缺局面。相關部門應重新考慮建立完善兒科人才培養體系，多渠道培養兒科醫生。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等一些重點醫學院校已重新開設全日制本科“臨床醫學兒科專業”等相關專業。但如果沒有相應的政策、制度來支撐，不對兒科實行政策傾斜，不為兒科醫生創造更好的執業環境，單靠重新開設專業，很難吸引更多學生選擇兒科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