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沒有經歷過，根本就不知道這里面有多瘋狂。”曉雯(化名)的媽媽王女士認真地說。

　　今年9月開學時，曉雯將要入讀北京市一所重點初中。想起過去王女士有些心酸，兩年沒有節假日不分寒暑的苦讀生活，將近5萬元的巨額“坑班”開銷，換來一張初中入學通知書。

　　王女士和丈夫工作在外企，日常接觸了很多外國同事。他們對小孩的教育觀點非常簡單：認為小學是一個孩子學習基本為人準則并和周圍小朋友和諧相處的階段，讓他們懂得尊重別人、了解自己、懂得團隊協作，比學會書本知識更重要。

　　抱著這樣的想法，在曉雯上小學之初，王女士就有意給孩子創造寬松的環境，不給孩子額外作業，節假日經常外出游玩。“那兩年孩子過得很高興，沒有煩心事。”王女士說。

　　“我就一直在這種幻覺里生活著，直到被小升初備戰的先行者們驚醒，別的家長說我們是‘裸奔’。”王女士苦笑著說。

　　有相關專家表示，在近十幾年間，北京市的小升初政策從《義務教育法》的立場逐漸退步，免試就近入學的原則被逐漸模糊。隱性和變相的考試已經壓倒了免試入學，以權擇校、以錢擇校、以優擇校成為正式制度。

　　“多年來，‘小升初’亂象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更加復雜混亂、五花八門，讓家長和學生茫然無措、不堪重負。”知名教育學者楊東平稱。

　　瘋狂的小升初

　　小升初的嚴峻，并不被王女士料想到。

　　直到有一天，王女士丈夫的一位同事帶著孩子來家里做客。聊天時，得知這個小男孩剛考上北京市“人大附中”，一所北京超一流學校。

　　“人家開口就問曉雯有沒有參加‘占坑班’，英語有沒有拿到FCE，有沒有走美(一個奧數比賽簡稱)的成績？當時我和孩子都傻了”王女士回憶道。

　　同事讓她先上幾個“小升初”論壇上看看，“先掌握基本知識，掃掃盲，才能再聊。”

　　此后的幾天，補課的王女士發現自己多么孤陋寡聞，“在北京，小升初最難，中考最容易，高考介于兩者之間”。多年從事“小升初”課外培訓的人士介紹。

　　而曉雯要想進到一所不錯的初中，有以下幾種途徑：

　　最簡單的是等著“電腦派位”。按照學區劃片、以電腦隨機搖號的方法分配學位。

　　不過，由于學校之間的教學差距，且許多重點名校明確表示不接收電腦派位學生，該項政策執行幾年之后，效果并不好，派位到薄弱校的學生出現了較大面積的二次流動。

　　“萬一把你的孩子給派位到一所薄弱校，學生天天抽煙、曠課，好多都是外地孩子，你愿意自己的孩子跟賣菜、賣大米的孩子上同一所學校嗎？”王女士有點自己的“歧視”。

　　數據顯示，近年來，參與電腦派位的人群日益減少，已經從起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

　　除此之外，“小升初”還有占坑班、點招、推優、特長生、共建生、條子生等幾種擇校途徑。其中多種途徑對于王女士等人，基本是“此路不通”。

　　比如“共建生”，屬于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由國家機關、大型企事業單位與重點學校通過“合作共建”，滿足本部門職工子女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共建單位有時利用公共資源給重點學校額外投入，有的是職工自付費用，以“共建”名義統一交給學校。

　　“據我所知，有的優質中學共建單位多達幾十個，多是一些要害部門，比如教育、財政、發改等。說白了就是赤裸裸的‘以權擇校’。”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教授直言。

　　而所謂的“條子生”，則更為直白。一些家長直接通過特殊社會關系，使自己的孩子獲得重點學校的入學機會。

　　“‘條子生’的家長部分來自轄區建設有影響的要害部門，如工商、稅務、規劃、紀檢等；還有一些是級別較高的部委官員。據對部分中學校長和家長的調查顯示，重點學校的‘條子生’一般占當年招生人數的8%-10%左右”，近期，一份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完成的專門報告顯示。

　　在每年的升學季，北京的名校校長們總能收到眾多條子。甚至有學校每年會設立一個臨時機構，叫“條子辦”，專司處理。

　　“條子生、共建生，都是‘拼爹’的游戲，咱們玩不起，只能老老實實靠成績，一步一步來博取學校歡心。”王女士說。

　　這一步一步包括：占幾個牛校的坑，到若干校外培訓機構考證；英語通過FCE考核，三一考試達到9級；奧數在幾個重要的全國性比賽中獲得一、二等獎……圍繞這些，王女士和曉雯被拖入到一場曠日持久的戰斗之中。

　　疲于“占坑”

　　王女士，先給曉雯占了個坑。

　　即在心儀的學校周圍，參加學校組織的培訓或與學校有關的社會機構培訓班，先占位，等待參加該學校最終的錄取考試。

　　據一位熟悉北京“小升初”歷史的專家介紹，“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當時由于“小升初”由統一考試改為“電派位”，一些家長不愿意孩子進入薄弱校就讀，而重點學校為爭優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電腦派位生”，于是以“奧數”培訓為主的培訓學校充當起替重點中學選拔學生的功能。

　　比如，人大附中的“華羅庚數學學校”，就是最早舉辦的和最有影響的面向小學生的課外培訓機構，后來更名為“仁華學校”。

　　目前在北京，幾乎所有名校都有自己對口的培訓學校，只有進入該校就讀，才有可能將來被“點招”進入該名校。此后數年，不斷考試、篩選、排位，只有在六年級時排名最前的一部分學生才能進入重點中學。

　　為了能夠獲得這樣的機會，很多學生從小學三年級起就經考試進入培訓學校，同時，為了確保有更多的入學機會，很多家長選擇了給孩子多占幾個坑。

　　“我知道厲害的家長甚至能占2所市重點的坑，3所區重點的坑，到處押寶，哪個坑管用算哪個。”王女士介紹。經過仔細的分析，她給曉雯報了2個坑，最終有一個沒有考上，占到1個坑。

　　“我們雖然只占到1個坑，但是是金坑。”王女士笑著說。

　　據她介紹，在家長中將這些坑分為幾種，分別冠以金坑、銀坑、土坑以及糞坑的稱呼。

　　“金坑”是指與最頂尖的中學錄取關聯性最大的培訓班，“說白了，就是上‘牛校’必須要有的敲門磚。”

　　王女士表示，對這種非坑班不錄的且是自己孩子未來目標校的金坑，堅決要上，且要認真地上，努力提高坑班的成績，考好每一次大小測驗，穩扎穩打，才能勝利在望。

　　目前，北京知名的幾家“金坑”包括仁華學校(對口人大附中)、水木龍華培訓學校(對口清華附中)、101培訓部(對口101中學)、四中網校(對口北京四中)等。

　　至于“銀坑”，則是學校的知名度、錄取力度次之；“土坑”指的是在重點校里最一般的，即便上了這所中學，未來進入好的高中、考上好的大學并沒有多大的把握。

　　“糞坑”基本就是說與升學、錄取沒有什么關系，可又不明說，但又讓交錢培訓，屬于誤人子弟，信息不對稱的家長容易上當，說白了就是陷阱。

　　“糞坑堅決要回避，浪費錢財事小，浪費時間精力誤導孩子家長事大。”王女士說。

　　后來的事實證明，正是因為曉雯上的這個金坑，最后令她接到了心儀重點學校的錄取通知書。

　　“小升初”之戰

　　不菲花銷

　　不過，王女士現在回想起孩子這兩年的坑里生活，五味雜陳。

　　首先是節假日時間全部用在陪孩子上“金坑”上。她們的住所離“金坑”頗有些距離，每次都要早晨6點半起床，開車趕過去上課。 “冬天天還黑著，一般孩子都在車上睡會覺，到了地方我再叫醒她。”

　　而“坑班”尤其是“金坑”課程，遠遠超出了對小學生的要求。一般而言，“奧數”教育是所有“占坑班”教學的重點，此外是英語。

　　曉雯上的“金坑”，5年級的英語就以《新概念2》為載體。內容包括：對一般將來時、將來進行時、 過去完成時、間接引語、條件句、情態動詞 must，can，may、動名詞、介詞等八種語法項目進行了深入學習和訓練。

　　“往往是一節課的內容，要花幾個小時消化，還要寫作業，基本上沒有雙休日。”王女士說，“以前周末我們老去的小農場再也沒去過，美術館2年來也就逛過一次，還是孩子生日去散心的。”

　　除了時間，還有不菲的學校開銷。曉雯所上的“金坑”，每門課每學期學費2000元，語、數、外三門全上，4個學期總共兩萬四。此外，由于曉雯數學基礎不太好，在上坑班的時候覺得吃力，王女士給她又報了2個數學輔導班，2年下來大概也花了將近一萬五。

　　“雜七雜八加起來，這兩年花在坑班的費用，大概有4到5萬。”王女士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完成的報告中顯示，對北京市部分家長所做的一項問卷調查也顯示，坑班開銷驚人：

　　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長每年花費在8000元以上，多數占坑的學生都會選擇2－3個左右的“坑”。

　　據估算，多數學生的課外培訓費用達到每年3-5萬元，多的達6-8萬元。從三年級孩子進入坑班起，至六年級面臨“小升初”，一些家長四年實際花費可達10萬元甚至十幾萬元。

　　“2010年度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9073元。按一家三口人計算，每年孩子就讀‘占坑班’的費用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近半。”上述報告稱。

　　對此，多位教育界人士均表示，“占坑”的存在，其實是名校通過考試選拔生源的主要機制。而表面上，名校無需自己組織考試招生，從而規避了政策風險。

　　“但是這種做法，與義務教育中關于免費、免試和就近入學的政策要求，絕對是背道而馳的。”楊東平教授表示。

　　不過，對于“占坑”做法，王女士態度十分復雜：

　　占坑、學奧數、考證，在她看來，是自己這樣階層的普通民眾一種“無權者的權利”，“當上帝關閉了你的一扇門，就會為你開啟另外一扇窗--上帝關閉了我們孩子走‘后門’的可能，而孩子只能自己奮斗。”

　　“我也知道不值得，可不這樣做，怎么辦？期待體制的改變？我們不敢拿孩子的未來賭啊。”王女士說。

　　她用一輛疾馳的列車做比喻，“要不你選擇上車爭奪一個座位，要不你就只能守在路邊看列車遠去。”

　　而她，也從開始的菜鳥到現在的骨灰級選手。在她介紹的一個“小升初”論壇上，已經有一批新乘客準備上車。

　　“2012年的集結號已經吹響。”一個家長在論壇上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