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在學校、操場和課外活動地點轉悠，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孩子頭頂、和他們緊緊綁在一起的父母被戲稱為“直升機父母”。

　　針對最近幾年美國父母對于孩子的過度教育行為，很多有識之士開始發動一場“慢教育、簡單教育和散養教育”的新革命。

　　給孩子們買防過敏襪、專門請家庭教師改正他們不正確的握筆姿勢，在他們第二次膝蓋摔破了皮之后就把秋千拆了——這些“直升機父母”對于孩子的關愛確實太“無微不至”了。除此之外，商場有出售防止燙傷的火爐把手套、綁在家長和孩子手上以防孩子走失的腕帶(“給你和孩子三英尺的自由”)和嬰兒爬行護膝(好像他們生來并不會爬行一樣)；康涅狄格州有個市長因一位母親的壓力而下令砍掉三棵胡桃樹，理由是掉進游泳池的胡桃可能會讓她偶爾在池里游泳的孩子過敏；學校不再讓學生合伙搭車，而是直接把孩子送到家門口——以往這種方法只針對殘疾人。

　　我們太在意孩子們能否成功了，因此把撫養孩子也當成了某種形式的產品開發。父母們要求幼兒園開始教授中文，為參與全球經濟競爭未雨綢繆；高中老師收到家長憤怒的郵件，抗議學期未完就組織考試；學院院長把大學新生稱作“易碎品”(事實上他們在入學前就已經破碎了)和“茶杯”(遇到極小的挫折就會破碎)。

　　以上，就是21世紀之初最典型的為人父母的方式——又一種將要破碎的泡沫。因此，美國很多有識之士已經開始發動新革命，目標是擊退這種近乎可笑的父母對孩子的過度保護和過度投資行為。新革命有很多手段——慢教育、簡單教育、散養教育——但傳遞的信息是一致的：越少越好，盤旋是危險的，失敗才是成功之母。你真的希望孩子成功嗎？學會在適當的時候放手吧。只有你放輕松了，他們才會飛得更高。

　　對于過度教育的抵制已經很久，但現在才有了新進展。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的調查，經濟危機開始時，很多家長削減了孩子的課外輔導課，卻驚訝地發現也沒什么不好。2008年春天，《時代》雜志的一項調查問題是經濟蕭條如何影響家長和孩子的關系，結果顯示，認為關系改善的是認為關系惡化的4倍。

　　“這個時候，所有的問題都放到臺面上來了，容易發現問題出在哪里。”慢教育運動的導師卡爾赫諾(CarlHonore)說。

　　最糟糕媽媽的反擊

　　Overparenting(過度撫養)這個詞跟美國著名的將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有關。1899年麥克阿瑟進西點軍校時，他的母親平克也在軍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據說這樣她就能用望遠鏡看清兒子有沒有好好學習。

　　過度撫養在1990年代發生了更具戲劇性的演變，就像剎不住的汽車一樣。世道越來越繁榮，可恐懼和焦慮漸長；犯罪率下降，可家長們卻不讓孩子離開自己的視線；步行或騎車上學的孩子從1969年的41%下降到2001年的13%。1980年至今兒童受傷死亡率下降了50%，可是家長們卻不讓孩子在操場上鍛煉，嬰兒車上不忘溫馨提示“折疊前請抱走嬰兒”。6至8歲的兒童，自由玩耍時間從1981年至1997年下降了25%，可家庭作業卻翻了倍。因為研究者發現常聽莫扎特的音樂可以暫時將嬰兒智商提高9分左右，佐治亞州給每個新生兒家庭寄胎教CD；在最瘋狂的時候，大學校園里安裝了“你好，媽媽！”的網絡視頻，家長們可以看見公共區域的情景；安永會計事務所專門為新晉職員提供“父母套餐”，這樣父母們也能參與到和公司談收入和福利的行列。

　　當你搜索“美國最糟的媽媽”，會發現前幾頁的搜索結果都是關于一個叫勒諾斯坎納茲(LenoreSkenazy)的母親，就因為她讓自己9歲的兒子一個人坐地鐵從商場回家。她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專欄，文中對于什么是“兒童能接受的風險”的敘述在全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記者從中國、以色列、澳大利亞，甚至馬耳他打來電話要求采訪。斯坎納茲決定反擊，她爭辯說人們已經喪失了評估風險的能力。我們擔心發生壞事，但行為卻傷害了孩子，讓他們在焦慮和不敢冒險的溫室中長大。

　　勒諾斯坎納茲畢業于耶魯大學，和丈夫共同撫養著兩個兒子。她承認自己曾經有點“西科斯基”(生產直升機的公司)，她曾為兒子的生日派對請來一位足球教練，還給每個參加派對的人分發了口腔保護罩。

　　但是從這一天以后，她創辦了一個叫“自由成長的孩子”博客，后來還出了一本書。她寫道，做父母的一代小時候自己一個人步行或乘車上學、被人善待或被人欺騙、搖搖晃晃地挨家挨戶去推銷餅干……可他們現在卻不允許自己的孩子做同樣的事。“我們把自己的孩子慣得弱不禁風。”她認同汽車安全帶和自行車頭盔這樣的理性防護工具，但是有些做法讓她覺得很荒唐，比如有人建議家長們在每天孩子出門之前給他們照張相，萬一被綁架了，警方能有一張孩子的最新照片，看清楚他們穿的什么衣服；一旦孩子安全回來了，家長就可以刪掉照片，下個早晨繼續拍。

　　這個建議在那些聽說小女孩走丟的家長看是個好辦法。但是太多家長都計算錯了。斯坎納茲說，從統計學上講，沒給孩子接種疫苗而讓孩子受到H1N1流感威脅的父母，其實是更疏忽大意的。換句話說，從來沒有報道說有哪個孩子被陌生人的萬圣節糖果毒死，而且兒童被陌生人綁架和殺害的可能性只有一百五十萬分之一。如果有家長問：“你怎么能讓他一個人去商場？”她建議的回答是：“那你怎么能讓他去親戚家？”(受過性騷擾的孩子有80%是朋友和親戚的受害者)或者“你怎么能讓他坐在你車里？”(2008年超過43萬個孩子在機動車事故中受傷)

　　“我并不是說不應該對生活中可能發生的危險做好預防，但是有好運，就有厄運，你掌控不了，沒有100%安全的世界。”

　　恐懼就像真菌，暗中侵蝕了父母原本安寧的身心。如果說擔心孩子身體受傷還算理性的話，那擔心孩子失敗就太多慮了。既然知道未來孩子在殘酷的全球化競爭中摸爬滾打是難免的，為了這種恐懼而給幼兒園的孩子布置家庭作業、組織三年級的學生進行雙語競賽、進大學之后還給孩子設鬧鐘……又有什么用呢？

　　“直升機”的撤退

　　很多教育學家都在尋找各種讓“直升機父母”撤退的辦法。其中一個辦法是，家長們要在暗中使勁，不要越過自己的職能范圍。

　　每個老師都會跟學生家長說，學生們需要失敗來樹立信心。可是，老師發現，很多家長會給孩子代做作業、畫畫、寫實驗報告，然后為了把孩子送進好點的班級，像個政客一樣發表長篇大論。堪薩斯州Belinder小學的校長卡倫伏契爾制定了一項“非營救”制度，可是她每天都會在學校里發現學生父母落下的便當盒和筆記本。甚至有一天，一個母親急匆匆地拿著一串項鏈跑到學校，為了讓她女兒穿著更得體。“我很幸運，和聰明的父母打交道，卻看見很多聰明的父母做出蠢事來。這就像病毒。父母們知道自己不該如此，可他們卻控制不住。”

　　教育學家認為，做小學生的“直升機父母”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直持續到初中和高中就不好了。有些高中老師提到“秘密戰士父母”，即那些不總是盤旋在孩子頭頂，但總是在關鍵時刻出現的父母，比如音樂劇角色分配和決定足球比賽的首發陣容時。高三是黎明前的黑暗，對于很多家長來說，大學準入資格是檢驗他們教育成功與否的一張成績單。而在很多大學里，專門設有家長項目主管，他的職責是定期召集一定區域的父母和教師見面。某大學官方網站上給出的五個建議是：參觀(但不要太頻繁)、交流(也不要太頻繁)、別(過于)擔心、期待變化、相信他們。

　　在治療“直升機父母”的辦法里，最有力的武器是井噴般出現的父母網站，父母們可以在上面吐露心聲、承認錯誤、明白降低對孩子的期待并不意味著放松對孩子的教育。一位母親在網站留言說：“我認輸了，真想放棄她。可這不是注冊的目的啊。”

　　但是力求革新的教育學家對于過多的教育建議并不看好。父母們學到的教育方法太多了，而這場新變革的目的是允許家長們有不同的教育方法，或者至少不盲從。卡爾赫諾說：“有人相信，一定有一種秘密的教育方程式，如果我們多看書、多花錢、夠刻苦就能找到，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你能想象更多可能發生的兇險嗎？每個孩子都不同，每個家庭都不同，父母們要能不被媒體和其他父母的紛繁意見影響，找到最適合自己家庭的教育方程式。”

　　最后，家長們必須謙虛。我們可以忙亂，可以煩躁，可以逃避，但是最終，我們注重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教育學家針對5年級的學生做過調查后發現，孩子們通過閱讀得到的收獲，和通過看電視得到的收獲基本上沒什么區別，他們在《今日美國報》上發表文章：“經常逛博物館看起來并不比逛小賣部的收獲多多少……等父母們拿起教育指導書看的時候，已經太晚了。很多東西早就已經形成——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是否離異、父母婚后多久有的孩子，這才是對孩子影響最大的。”

　　如果你能接受以上令人慚愧的事實，那么理解D.H。勞倫斯在1918年講的一句話就容易多了。“如何開始教育子女。第一原則是：不要管他。第二原則是：不要管他。第三原則是：不要管他。這就是一個完整的開始。”

　　他當然說起來容易。

　　因為他沒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