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曙霞 (1955～  )  母親。湖南省長沙市人。中學高級教師，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家庭教育專家。＂文化大革命＂中因家庭出身問題被剝奪上高中和考大學的權利，但通過刻苦自學，從只有初中文化的民辦教師一步一步成為市級重點高中的把關教師。現在襄樊市一中任教，為襄樊市語文骨干教師，連年被評為學校師德標兵。2007年投身于母親教育事業，和幾個志同道合者一起，利用業余時間組織母親教育活動，創辦母親教育協會。現為湖北省襄樊市母親教育協會會長。

　　何明生 (1956～ )  父親。上海市人。司法干警，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初中畢業后下鄉，同年被招到湖北省襄北農場(今襄北監獄)當工人。后通過招干考試成為司法干警，在襄北監獄工作至今。曾多次被評為湖北省監獄系統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公務員。2008年起擔任湖北省襄樊市心理咨詢師協會會長。

　　何涵子 (1983～ )  女兒。2003年考入華中農業大學園藝林學學院。2007年，進入荷蘭瓦格寧根大學植物科學系(植物育種與遺傳資源方向)攻讀碩士研究生。2009年為該校植物生理實驗室在讀博士。

　　王東華按： 有一種現象一直讓人感到很困惑，即很多孩子嬰幼兒時期都是父母眼中聰明可愛的小寶貝，但一旦上學，問題似乎就會越來越多，孩子也就越來越難以令家長滿意！陳曙霞老師的孩子就是如此。之所以會出現這類問題，我們認為主要是家長對社會淘汰機制不夠了解所致。

　　從男女交配開始，我們的孩子就已經進入了一個龐大而又無孔不入的自然和社會淘汰機制，最先同卵子相遇的精子成為優勝者，能夠經過十月懷胎不被流產的胎兒成為優勝者……這是自然的淘汰機制。

　　社會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淘汰系統，不可能每個人都上名人辭典，不可能每個人都當公務員，不可能每個人都能進重點大學……在就業人口遠遠大于就業崗位的當今中國，這種淘汰就顯得更為殘酷。

　　因此，我們的家長應該明白：不是應試教育殘酷，而是這種淘汰機制殘酷，應試教育不過是實現這種淘汰的一種手段和方式而已。即使取消了我們指責的這種“應試教育”，還會有其他的同等方式出現。

　　因此，孩子之所以一上學就開始越來越讓家長不滿意，是因為孩子越來越接近被淘汰，以至于當今幾乎所有的高中學生都讓他們的家長處于惶恐之中。

　　一般來說，從一個家長眼中的小寶貝到見到就煩甚至橫眉冷對的“問題孩子”，大致會經過以下這樣四級遞進。

　　第一級是“適應”問題。

　　由于每個孩子一開始都在家中處于自由發展狀態，就是那些重視早期教育的家長，一般也是采取游戲式、生活化的方式教育孩子。因此一進入學校這一社會淘汰系統就存在一個“適應”問題。然而，很多家長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沒能有意識地去適應這套社會淘汰系統的規則，結果一旦開始“家校接軌”(甚至“家園接軌”)，孩子的問題就出來了，就開始表現出不適應了。這一點在那些早期教育做得好的孩子身上甚至可能表現得更為顯著。

　　第二級是“沖突”問題。

　　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適應”問題，問題就會越拖越大，家長和孩子之間開始產生沖突。

　　不過，由于在小學階段，特別在小學前期，孩子還沒有面臨擇校、升學的壓力，所以社會淘汰機制的苛刻和殘酷還沒有充分顯現，孩子的不適應自然也就不太明顯，暴露的問題也不是很多。因此，這時候家長還看不清問題的本質，不知道是“適應”出了問題，還是孩子自身出了問題，以為通過批評這些問題就可以像孩子小時候做錯事一樣得到改正。訓斥孩子甚至打罵孩子，就是這一時期家長的典型表現。

　　一般來說，此時家長還處于旁觀者的位置，還沒有親自幫助孩子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打算，還寄希望于孩子能憑借自身的力量消化矛盾、解決問題。

　　第三級是“沖突升級”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隨著擇校、升學壓力一個接一個到來，這種社會淘汰機制的殘酷也就越來越顯著，孩子的問題也隨之暴露得越來越多，程度越來越嚴重。這時候家長與孩子之間的沖突也走向升級。面對孩子日益暴露的問題和越來越殘酷的競爭，單純依靠孩子自身的力量顯然已經不可能解決問題了，于是很多家長像陳曙霞老師一樣，開始全面介入。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介入的家長，一般已失去了應有的冷靜，對孩子的問題已不能追根溯源、對癥下藥，而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急功近利，企圖一攬子解決孩子的所有問題，結果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最終導致沖突進一步激化。

　　第四級是“激化”問題。

　　當問題進一步暴露、沖突日益升級之后，由于解決問題的難度越來越大，留給家長和孩子的時間越來越少，眼看著孩子就要被淘汰掉了，很多家長不是給孩子減壓，而是更加失去理性，甚至對孩子采取一些情緒化的極端手段，企圖挽回孩子被淘汰的命運。這些無理性的措施不僅常常于事無補，相反還會更加摧殘孩子的身心，導致矛盾進一步激化。孩子不堪承受巨大的競爭壓力和身心折磨，就會做出逃學、離家出走甚至自殺等極端行為。這樣的悲劇是誰也不愿意看到的，然而確實又在不斷上演著……

　　一個“問題孩子”大致就是通過這四級遞進、惡性循環的方式產生出來了。

　　每一級問題的出現，既是壞事也是機遇，它提醒我們解決孩子問題的迫切性。

　　對于陳曙霞老師來說，她在問題達到第三級時，通過痛苦而深刻的反思，及時冷靜了下來，拋棄了急功近利、一攬子解決問題的幻想，追根溯源，以從根本上一個一個解決問題。雖然由于時間倉促，有些問題不能短期解決，以致孩子在中考、高考中受挫，但她和孩子都沒有灰心，而是繼續扎扎實實地沿著正確的方向走自己的路，才最終迎來了“柳暗花明”。

　　希望更多的家長能領悟到自我教育的精髓，只有我們家長的自我教育，才有我們孩子的健康成長。

　　2002年7月9日，是高考后的第一天。這天中午，我指導學生估完分(我當時擔任高三班主任)，帶著收獲的喜悅，興沖沖地回家。一開門，就聽到了哭聲。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也是剛剛估完分的女兒，就撲到我肩上號啕大哭起來。我的心一揪：糟糕！她到底還是沒能跨過心底那道膽怯的坎！我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我當時真是心如刀絞。

　　然而，就在那一剎那，我腦子里飛快地掠過自己做人、育人的原則，掠過自己這些年來育兒過程中的體會和教訓。我知道如果此時面前站著的是自己高考失利的學生，我會怎樣處理；也知道此時的女兒最需要和最不能承受的是什么；我清楚“敗不餒”在此時的含義，更清楚“母親”在此時的分量。

　　我鎮定了一下，撫摸著她的頭，問她估分的情況。她哭著大聲說，只估了470多分(她高中期間大考分數最低的一次是558分)，并堅決不填志愿，一定要復讀！

　　“好！有骨氣！不就是一次考試沒考好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們從頭再來！走，報名去！”從她不屈的憤激的哭喊聲中，我感覺到了她的成長，觸摸到了她正在增強的自信，看到了自己這些年來為幫她找回自信心、增強進取心而不懈努力的成果。

　　我立即把她領到據說可能擔任下一屆復讀班班主任的(也是她一直非常敬重的)藍老師那里，談了復讀的打算。藍老師充分肯定了她的學習能力和目前的實際水平，鼓勵她從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后來她真的成了藍老師班上的一員。

　　由于工作需要，我擔任了兩個復讀班的語文教學工作，女兒也第一次成了我的學生。

　　這一年里，女兒又經歷了種種波折，在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下，她與心底的那個陰影以及各種弱點搏斗著，漸漸走向堅強。在第二次“出征”高考時，面對“十年來最難的題目”，在知道自己數學考試已經出現重大失誤的壓力下，她仍以516分(當年湖北省理科一類大學的分數線為502分)的成績考入華中農業大學，攻讀她喜愛的園藝學。

　　今天，我的女兒還不能說已足夠頑強，也沒有取得驕人的成績，距離成功更是相去甚遠，然而，她的確正在變得強大起來。

　　我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回顧女兒成長的曲折歷程，反思自己教育孩子的成敗得失，相信更能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