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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早與母親分離的嬰兒向胎兒生活倒退，不能像與母親待在一起的孩子那樣進入運動、語言和言語生活，仿佛他還不知道自己在生存。為了明白這一點，就必須了解主體是通過什么程序實現其個體化的。

　　個體是什么？它是作為被其他同類認可、由身體皮膚界限確定的個體化客體存在的。然而有著獨特經歷、與他人經歷不能相提并論的人也是一個欲望主體，也就是說，他生活在語言當中，并且只在與上帝的其他選民，即他認識并愛著、將他的生命變為一個欲望主體的那些人的關系中存在。當主體在兩個生殖細胞中成形時，他是無意識的，在子宮中是無意識的，出生時是無意識的，在一生中他恒定存在，但有時還是無意識的。然而，他完全處在對欲望或反欲望語言關系的敏感反應和這種關系所留下的印象中，并且會對此保存記憶；這是他在子宮中與母親同時感受到的，也是在父母對他的關系中與他們同時感受到的。至于肉體的功能運作方面，要維持他的個體化，則必須滿足他肉體的基本需要(在節奏、質量和數量上)：呼吸，饑渴，睡眠，光明，運動等。與肉體個體化相關聯的精神個體化是相互精神關系的產物，它要靠象征功能來實現，后者則居于大腦以及整個腦部所聚焦的全部機體。只有當一個人說出“我的……(我)……想要……”的時候(哪怕說得不完美)，他才是一個將自己視為個體的主體。當他說“我”的時候，這已經是一個認同其肉體個體的主體了。但在這個階段之前，他幾乎完全融入了父母圍繞他進行的一切生活體驗中。這種個體化是相對于他的欲望以及欲望未獲滿足的失望的與主體同時形成的。是欲望和失望的交互出現，讓他感到自我的存在。是欲望被延遲滿足，甚至未獲滿足，使幼童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主體就是這樣在肉體，繼而在精神方面實現個體化的。他根據自己所缺的東西或者自己被拒絕的東西發現自我。被人拒絕是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或者雖然可能，但別人對他表達了與他的欲望相對立的欲望。對于當初與大人相融合的他，我們可以說，其主體是在通過對別人愿望所說的第一個“不”實現其個體化時出現的。只要他一直是母親的伙伴，母親哭，他就傷心，母親笑，他就開心，諸如我們看到的所有感應現象……就像大線圈中的小線圈對大線圈中通過的電流產生感應電流一樣。只有二人不在一起時，孩子才會通過這給他帶來的不安，意識到自己離開母親“仍有可能生存”，但這種生存尚不能維持很長時間。因此，當孩子很小，尚不清楚自己是某對夫妻的兒子或女兒，也不清楚自己懷有欲望時，將他和母親分開將導致其生病，因為他已經和負責其安全的這個人融為一體。從第一次對她說“不”開始，他產生了不愿完全依賴她的欲望。如果人們把他和母親分開，他要么會生病并由此出現倒退，要么會承受此事，因為他把新的監護人當成了母親用來應急的有機延伸或者變異替代品，但這個人將永遠無法取代母親。這時他會與自己的根發生精神割裂，永遠失去這個自我，而且這個孩子早晚會在其世間生命中表現出一種根本性的不安全感。這正是目前我所擔心的事。人們想幫助母親們和她們的孩子，理所應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幫助母親們去工作，但在這么做的時候卻不尊重精神交流賴以進行的象征關系。其中危險的做法就是在很早的時候突然把孩子從母親身邊帶走，沒有任何過渡地將其放入一個所謂更好的環境。這種做法會導致孩子患病，它使尚未獲得個體化、在想象中仍屬于一個整體之部分的主體倒退至胎兒生命狀態：在托兒所，他屬于嬰兒群體，但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他是無名的，其生命只是托兒所滿足某種需要的對象。在工作人員的變動中，他的欲望生命一直受到嘲弄；從這些人身上，他無法再找到與滿足自己需要相聯系的母親的氣味、聲音和節奏。這種無用的監護讓他厭倦。晚上，當母親來接他時，他已經不知道她是誰了，也不知道自己對她而言是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存”。每天晚上，如果嬰兒沒有感冒、鼻孔暢通的話，他首先是通過母親的氣味來辨認她的。但如果她見到孩子就撲上去親吻他，他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辨認她，而是感覺她是一張想吞噬他的巨大嘴巴，就像他自己當天喝奶時的嘴巴一樣。自此，他重新屬于母親，融入她的身體。以后，日復一日，早上入托，晚上被母親接回家并且被她親吻吞噬，這個孩子越來越沒有使自己獲得個體化的機會。這是一種目前正肆虐的疾病，它造成大批兒童不會說話和精神運動能力發育遲緩。他們身體發育良好，但缺乏好奇心和交流的欲望，依賴性強，缺乏愛心、游戲發明能力和友善品格。

　　當母親晚上到托兒所接寶寶時，她不應該抱著他狂吻，而應該先和他說話。這就是我想告訴一些母親的。為此，她們需要有強烈的愿望和真心的準備。離開孩子連續工作7至8個小時，這很艱難。開始時，她們很難接受朝夕之間失去孩子的事實；來托兒所接孩子時，她們在一群嬰兒中馬上就認出了他，那正是自己的寶寶，于是她們想用肌膚之親來表示自己對他的柔情。但孩子翻著白眼，完全被嚇著了，哭個不停，因為他不知道誰在親吻自己。他需要時間來辨認母親的氣味、聲音和節奏。因此，母親應該推遲自己的親吻，而是先給孩子穿衣服，和他說話，和保育員說話，然后帶孩子回家。只有到了家里，在家庭環境中，孩子才會自己認出媽媽和所有其他家人。這時候母親才可以盡情親吻孩子，用身體和他親熱，如果她愿意的話。但倘若這些事做得過早，就會使孩子感到緊張：早上因離開母親而緊張，晚上則因為她的粗暴、急不可耐的溫柔而緊張。結果，為了少受痛苦，原本敏感的孩子表面上變得冷漠起來。他們任憑大人把自己當成一件物品對待，由此在幾個月之后出現語言以及精神運動能力遲緩。口頭語言、精神運動語言，這些都是兒童與其親人建立起來的編碼，不是隨便和其他什么人建立起來的，是一個逐漸的過程而不是突然完成的。母親在把孩子托付給一位新的友好人士時必須用話語為孩子進行心理準備，讓他接受這個人。但為了更好地過渡，母親同孩子在托兒所待上幾小時并無必要。她需要做的是用行動和話語在孩子與其他嬰兒之間、在她本人與保育員之間進行交接，而不只是將孩子在家庭與另一個環境之間進行交接。送孩子時，如果她進入托兒所(一些托兒所在頭幾次送孩子時有此要求)，她也要去照顧一下其他嬰兒，似乎她自己也是一名保育員，并等一名保育員當著她的面給孩子換衣服和喂食之后再離開。此時她要向孩子解釋：自己該去上班了，這些人都是保育員，她信任她們，讓她們替媽媽照顧寶寶。如果這樣做，那么即使孩子哭泣，這件事也不會對他的將來產生任何不利影響。相反，他會比另一名一直到兩歲都待在母親身邊、未曾與其他嬰兒和成人有過交往的孩子更早覺醒。我們不能把有準備的、經過解釋的臨時分離造成的不快同系統化的突然帶走孩子的做法相混淆。后一種做法所包含的語言意義就是“人人都是強暴者和綁架者”，它造成孩子根本無法產生同他們進行交流的欲望。孩子越像“物品”，他的痛苦就越少，越像家庭寵物一樣不會說話，危險就越少，但這將使孩子無法發展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欲望，無法發展以配合性語言模仿形式存在的精神運動能力，即用面部表情和動作進行表達的能力。

　　西方最近三四十年出版的兒科著作曾讓人相信，為了避免感情缺乏和神經癥，應該不惜一切代價讓母親在孩子的整個童年時期與其處于共生狀態。

　　孩子需要母親照顧他的飲食，因為他自己無法去覓食。他也需要母親照顧他的身體衛生，不然他就會被導致感染的微生物吞噬。所以他需要被清洗、被喂食(外部身體和內部身體)，以完整保存自己的身體，并使自己在與宇宙的關系中繼續成長。但這種關系總是通過母親(或者喂養他的人)而實現的。如果在嬰兒出生后的頭幾天喂養他的不是一個人，他就會無所適從，因為他是通過嗅覺同這個人發生聯系的。幾天之后他也使用嗅覺(同身體的需求功能相聯系，例如其日常食用的奶水及其排泄物的氣味)，但如果母親在照料他的同時不和他講話，那么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取代母親；事實上他是在缺乏語言的情況下自謀出路的，因為一個不具有他所熟悉的氣味和食物的人所說的話不是對他說的；他不知道這些話從何而來，也不知道它們是講給誰聽的。

　　第一種三角關系就是這樣在子宮中形成的。這已被科學證實：胎兒只能聽到低沉的聲音，聽不到母親的聲音，尤其當母親的聲音很尖細時。但他能聽到母親身邊男性的聲音。子宮中可聽到的聲音頻率同成人高聲對嬰兒說話的頻率是不相同的。胎兒能聽到低沉的聲音答復某種東西，這種東西像是他自己的聲音(母親的聲音對他來說像是他自己的)。

　　托馬蒂醫生進行了一種他稱之為“聲音分娩”的實驗，做法是讓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兒童聽其母親說話的錄音。但這些孩子不會保存對子宮生活的聲音記憶，因為在其生命的這個階段，胎兒聽不到母親聲音的高音部分。

　　在經常性的面對面治療中，如果精神病患兒所信任的一名醫生用儀器播放患兒母親的聲音(嬰兒用耳朵可以聽到的母親的聲音)，那么他在治療中有可能感覺自己回到了生命的最初幾天。這種技術剪輯可能與播放聲音的治療者結合起來，患兒通過移情關注于治療者，由此被喚起其出生前后的聲音氛圍，但這是在今天的情感氛圍中實現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可以找回他同母親在一起時曾經有過、后來失掉的身份。假如被治療兒童與操縱儀器者尚未建立特殊的關系，那么托馬蒂醫生的這套方法毫無用處；隨便找一個人或者一名實習生為患兒啟動儀器，這不會產生任何療效。

　　在我看來，在切斷臍帶時，對嬰兒降世的迎接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我對目前醫院產科病房中的做法十分擔憂。

　　一名精神分析學家曾在巴黎的一間產科病房里對我說：“看到以下的情況絕對讓人感到可怕：母親們被完全隔離起來，見不到她們的寶寶，除了那些哺乳的產婦，但人們鼓勵她們放棄哺乳，對她們說：讓孩子吃奶粉要好得多，沒有危險，您不需要親自照料，誰都可以做，您可以保持自己行動的自由……”如果孩子的父親或家里其他某個人來看他們，人們就在探視時間把孩子抱來三至五分鐘，然后又把他抱走，不讓他留在母親身邊。在他們住院期間，母親見不到孩子，不照料孩子，孩子不是呆在母親的氣味里，而是呆在保育室所有新生兒的哭鬧聲中，由氣味、聲音和節奏各不相同的雇員輪流照料。

　　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許多兒童沒有受到社會的迎接，甚至未被接納到父母中間，連象征性的迎接也沒有。

　　孩子的父親可以要求在妻子分娩時在場，一些醫院則要求他這么做，還有一些醫院表示拒絕。

　　在一次圓桌會議上， 產科醫生、助產士和產房護士參加討論，并且照顧產婦者也可以和醫生平等交談我舉出一名醫生的例子［見《新生兒筆記》(Les Cahiers du nouveau-né)，斯多克出版社(Stock)。］。他居高臨下地用“小助產士”一詞來談論一名比他年紀更大、很聰明而且精明的女工作人員：“那個小助產士”、“那個小產婦”……醫療權力只屬于“接生”者。醫生們的語言習慣揭示了他們的心態：“今天早上我讓三名孩子生了下來。”當聽到是醫生使孩子出生而不是幫助女人生孩子時，所有人都會笑！詞義的轉移？的確如此。但這更是對擔負產婦及其配偶和孩子治療職責的醫生的臣服！

　　在日常語言中，我們可當場發現醫生在偷換概念，因為不是他們，甚至也不是母親在生孩子……是孩子自己來到世上。這才是最重要的事。為產婦服務的產科學的宗旨在于幫助孩子以對其自身及其母親最無創傷的方式出生。但在產科程序之外，醫護隊伍的職責還包括對新生兒的社會心理迎接、對其與父母在行為和語言方面精神關系的尊重，以及對其族群的社會行政迎接，比如診所或醫院是否能夠方便后者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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