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某些作家，尤其是一些女作家表現出一種排斥反應，她們想與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與她們自己從中獲得的東西決裂，而她們并未接受過精神分析。在她們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摘取以下重復出現的詞句：“應該走出父親的形象和母親的形象……應該殺死虛幻的父親、殺死虛幻的母親。”乍一看，這似乎一點也不矛盾，因為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實際上就是為自己的生存而超越、擺脫，即“殺死”想象中的父母親。然而最終說來，這些女作家想要表達的是必須擺脫俄狄浦斯概念，并開啟與兒童、與其父母的新型關系。根據她們的說法，這種關系更為熱情、輕松，沖突性更小，等等。這種要求、這種想把相關的全部文化成果當作一種制約予以擺脫，這種考慮與什么東西相符呢？同樣，女權主義者過去有段時間似乎也常把分娩的痛苦只源于條件反射這句話當作論據掛在嘴邊，因為姨媽和外婆曾說過：“啊，我的小姑娘，你生小孩會很疼的。”，等等。她們由此得出結論：實際上婦女的全部命運，甚至她的五臟六腑等一切東西最終都是數世紀大量思想灌輸的結果，這種灌輸約束著我們女人。她們也由此認為，人們能夠做到從這一大堆廢物中解放出來，并創造新的女性形象?，F在的流行語是：新型母親、新型父親，以及兒童與父母關系的轉變。

　　這是知識分子的自欺欺人，似乎只要表現出愿望，某天早上突然決定弗洛伊德是應被擯棄的文化遺產就足夠了！當這些女文學家宣稱應該殺死虛幻的父親時，她們是在有意識地表述這一點，而精神分析揭示這是無意識的過程。她們所謂的擯棄只是對精神分析言論或者說她們從中所學知識的一種否定，而并非真正擺脫這些暗地里發生的過程，精神分析學知道這些過程存在于每個人的內心當中，它們尤其是無意識的。

　　否定存在并不能證明這不存在，并且也不能證明人能夠擺脫俄狄浦斯情結。為了促使孩子殺死虛幻的父親，父親只要隨著孩子的成長真正做一個真實的父親就行了。這樣孩子就不需要擁有一個虛幻的父親，因為父親在眼前真實存在著。很多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讓孩子用名字稱呼自己，這是多么大的錯誤啊！青少年不再像嬰兒一樣叫“爸爸”，這是必要的，但要叫“父親”，并且如果父親叫孩子“兒子”，他就是在肯定自己真實的父親身份。為了殺死虛幻的父親，父親必須有更多的真實存在。但為了強化這種真實而否定遺傳關系，并由此否定一方對另一方丟棄幻想的權利，這是完全無用甚至是不當的。孩子把父親當作自己的榜樣，父親把兒子當作自己的血脈代表。這屬于互享的自戀。如果兒子獲得成功，父親會為自己有如此優秀的種子而倍感驕傲，但如果兒子遭遇失敗，他就會自覺無能，似乎生下一個在他眼中沒有價值的孩子意味著他沒有生殖能力。他會想：“我生了一個廢物。”這就是對自己孩子不滿意的家長身上發生的事：當孩子在學校學習成績不好時，他會承受父母的焦慮。

　　“所有人都看到我是一個窩囊廢，因為我兒子是一個窩囊廢?！边@種自戀性和俄狄浦斯式的關系并不會因為小男孩用“儒勒”代替“父親”或“爸爸”來稱呼生父而廢止。同樣的關系還存在于教師和學生之間：老師為擁有一名壞學生而惱火，因為后者的失敗意味著自己也不是一名好老師，尤其當他發現這名學生其實是一個聰明孩子時。“廢物”、“沒有前途”，這些是愛因斯坦讀書時老師給他的評語，他被視為一個不合陳規的壞學生。

　　試圖想象自己對另外一個不能滿足自己欲望的人擁有支配力量，這就是人的狀況。這種權力局限構成了我們的痛苦。精神分析學讓我們得以用新的眼光來透徹地看清人類生育者和被生育者之間的真實關系。但人們不是接受這種真實，而是想否定它并避免它帶來的痛苦。然而我們必須要經歷這種痛苦。一名父親或一名母親不能不為自己無法滿足孩子的(或者自己認為是孩子提出的)要求而感到痛苦……他們一心想讓孩子滿足自己，這樣他們必須要經歷上述失望。按照他們最初的做法，孩子仿佛是一條可被塑造的生命，只有一次痛苦才能讓他們學會尊重這個孩子身上的生命事實。

　　在那些女小說家們表現的反應中，不正常的是她們為父親在一個女人生命中所占的統治地位感到憤怒，她們對此可能有過體驗。她們希望通過社會變革和建立更加真實、更富有活力的交流而做到用真實的父親來控制甚至消除虛幻的父親，這很容易讓人理解……她們想看到后代人不再遭受過去那種束縛，這是正當欲望……但否定沖突并聲稱消除痛苦，這是一種危險的自欺欺人。像艾爾維·巴贊(Hervé Bazin)那樣借口父母與孩子間存在斗爭而系統地加劇這種斗爭，這也是病態的做法。

　　在這方面曾出現過激的做法。總是一種風尚驅走另外一種風尚。人們沒有很好地消化一整套蹩腳地接受弗洛伊德思想影響的文學，使得他們在今天感覺必須擺脫俄狄浦斯觀念的畸形發展。

　　然而文學只能是自戀性的，因為只有為自己無法滿足的欲望而感到痛苦并通過寫出自己幻想來滿足這些欲望的人才從事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