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雨薇，她也曾經試圖反抗，最后卻發現，還是生活在父親的控制之下，最為省力和安全。

　　父親對她們的控制，深入骨髓，最后，已經成了她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從小到大，我們聽過多少句類似的話？

　　“這都是為你好。”

　　“爸媽絕對不會害你。”

　　“你長大了，自己當了父母，就會明白我們的苦心。”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每個人都有控制欲。如果是陌生人試圖控制我們的行為，我們一定會反抗。

　　可是，當控制者是父母，受控者是子女，這種控制就變得隱蔽、狡猾，同時也更為強大。

　　因為，這份控制是在愛的名義下實施。

　　最深刻的控制是精神上的控制。

　　最無形的控制是讓你與控制者成為一體。

　　最可怕的控制是你心甘情愿被控制，用自己的人生，為控制者陪葬。

　　因為你無法戰勝自己內心最強烈的恐懼：掙脫控制，就會失去愛。

　　控制，并不是強者的作為

　　在我的咨詢者中，有一位中年男士，他是送自己的兒子來接受咨詢，但最后發現，原來自己也需要心理治療。

　　這位男士稱得上成功人士，事業有成，家庭美滿。他人生中唯一的問題就是他的兒子。兒子今年才十六歲，但已經自殺過兩次。他嘗試了一切教育的辦法，甚至曾經想把兒子送進精神病院。

　　對我而言，他兒子的問題很明顯。因為這位男士一直在對孩子進行著所謂“斯巴達”式的精英教育，甚至要求孩子在冬天洗冷水澡。孩子達不到要求，他便會進行打罵。

　　但是，這位父親卻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任何錯誤。

　　他說：“家長如果不嚴格要求，孩子怎么會有出息？”

　　我問他：“所以，你認為這種教育方式是正確的？”

　　他回答：“無所謂正確不正確，反正咱們國家祖祖輩輩就是這樣教育孩子的，我媽媽也是這樣教育我的。我小時候也恨過她，但自己做了父親以后才理解了她。”

　　原來，這位男士自己從小就在母親的嚴厲控制下長大。母親掌握著家里的一切事務，包括為他和父親的行為定下一系列規則，比如晚上不論幾點睡覺，早上起床的時間不能晚于六點半，如果起晚了，媽媽就會埋怨嘮叨一整天，給父子倆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從小到大，母親掌控著他生活中的一切細節，包括穿什么樣的衣服，搭配什么樣的鞋子，剪什么樣的發型，去哪里該坐幾路車。他只要稍有違背，母親就會傷心難過，抱怨不停。

　　“但是，母親是愛我的。如果沒有她對我的嚴格要求，我也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他說。

　　有趣的是，即使這位男士一再強調自己已經“理解”了母親，在他的表述間，還是流露出對母親的種種不滿。他說，母親一直對他的成就嗤之以鼻，認為他做得再好也是自己教導有方，是理所應當的；反過來，如果有什么事情他沒做好，就是因為他對自己要求不嚴，違背了母親的標準。

　　這位男士的表現，是一種很典型的“合理化作用”。

　　我認為，他其實根本沒有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理解并原諒了母親，只是為母親的不合理行為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借口，也用這個借口安慰了自己，令自己受傷的感覺不再那么強烈。

　　在與他的交談中，我逐漸了解到，他的母親出生在一個舊式大家庭，父親有好幾房妻子，每房都各有子女，而母親的生母在她出世不久就離開了人世。

　　因此，母親必須將自己的一切行為規則化，這是她不受到責罰的唯一有效辦法。

　　同時，因為身處那樣一個龐大復雜的家庭當中，母親極度缺乏被別人需要的感覺，她很難從親人身上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于是當她成年、有了自己的家庭，便會無意識地刻意夸張強調自己的重要性。

　　這所有的行為背后，透露出母親害怕受到懲罰的恐懼，以及需要被別人認可、為別人所愛的巨大情感需求。

　　然而，或許是因為時代的局限，這位母親沒有機會理清自己的情感，更無法治愈自己的傷痛，于是，她成了一位苛刻、嘮叨、怨氣十足、控制欲極強的母親。

　　當這位男士意識到，強有力地掌控著一切的母親原來竟是如此軟弱，他潸然淚下。

　　而更令他遺憾的是，他從未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內心深處，仍然活著一個戰戰兢兢、害怕受到懲罰的孩子，而他自認為正確的教育理念，實際上是將自己受過的傷害，又再傳遞到自己兒子的身上。

　　你是否賦予了他人控制你的權力

　　“柏老師，我今天要在回去的路上買只避孕套。”

　　“為什么？”(我的問話有兩層意思：1.你為什么要買一只避孕套；2.你為什么要特意告訴我這個。)

　　“昨天我媽趁我洗澡的時候，又把我的包翻了個底朝天。所以我要買一個避孕套放進去，讓她知道知道害臊。”

　　“你怎么能確定你媽媽翻過你的東西？”

　　“因為我的錢包里多出了幾百塊錢。并且，我也直接問了她。她承認了，說怕我沒有零花錢。她總是把我當成一個會犯錯的孩子！”

　　“那么，你在目前沒有穩定情感關系的狀態下，往自己的錢包里放一枚避孕套，你認為你媽媽會怎么看？”

　　“她會知道我很反感她的做法，以后不會再翻我東西了。”

　　“但我認為，你這樣做，是給了你媽媽一個更好的借口，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翻你的東西。因為，你就像她想的一樣，是一個會犯錯的孩子。”

　　“那你說怎么辦？就讓她翻嗎？我就不能有隱私嗎？我又不缺錢，也不需要她照顧我！而且這是什么狗屁照顧，這就是赤裸裸的侵犯，赤裸裸的控制！”

　　這是我和一位來訪者的一段談話。如果不加以說明，你很難想象，這樣的情形，竟發生在一個三十三歲的女兒和一個五十六歲的母親之間。

　　因為，這位女兒處理問題的方式，不像一個成年人，而像一個叛逆期的孩子。

　　在發生的事件當中，你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你就會有與之相應的情感態度和行為反應。這就是角色定位。

　　我們對我們交往的情感對象的定位不同，我們所期待的交流方式和結果也就會不同。對于陌生異性，我們不會因為他們沒有親吻我們而失落；對于自己的孩子，我們不會因為他們犯了錯誤而仇恨他們；對于弱者，我們不會因為他們無法給自己提供幫助而怨恨他們。

　　我們不僅對我們的交往對象進行角色定位，我們也在給予自己角色定位。

　　顯然，翻包事件中的女兒就把自己定位在青春期與母親叛逆抗衡的弱勢角色上，同時也將母親定位在控制得逞的強勢角色上。

　　正是這樣一個心理角色的定位，導致她無法釋然地看待媽媽翻包的行為，更無法正確地處理。

　　對于經受過“愛暴力”教育方式的成年人來說，比較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會因為被父母剝奪了成長的權利，而自動順應父母潛意識里不愿意讓我們長大的動機，習慣性地用兒童化的思維模式去看待事物和處理問題(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投射認同)。

　　當然，我不是說媽媽翻包的行為就是正確的，但作為“愛暴力”的實施者，他們還沒有對自己的行為產生錯誤意識，更沒有把這類行為和控制、“愛暴力”聯系在一起。如果我們試圖讓“愛暴力”的實施者去承認自己的錯誤，無異于讓鹽承認自己是甜的。

　　“愛暴力”的父母之所以會是這樣的心理狀態，并不是他們想故意傷害自己的孩子，而是他們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也經歷了諸多傷害，并造成他們無法以正確的視角看待自己的行為。如果我們一定要與父母這樣的行為直接抗衡，一定要和父母弄清楚這類行為的對錯，那就相當于再一次把自己卷進深深的關系控制的漩渦當中。

　　很大程度上，我們賦予了別人控制我們的權力。

　　擺脫控制，需要智慧和技巧

　　美國一位優秀的心理學家蘇珊·福沃德撰寫了《中毒的父母》一書，書中曾經提到過“對峙”這個技術——讓受到暴力傷害的成年人直接對父母控訴他們的暴力行為給自己帶來的傷害體驗。

　　我曾經贊同她的提議，但隨著工作經歷的增加，我現在傾向于認為，“對峙”在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當中，尤其是在受到“愛暴力”這種特殊暴力傷害的人群的恢復過程當中，并不是那么適用。

　　想象一下，我們能否對父母發出這樣的呵斥：

　　你們剝奪了我的成長，你們控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你們是我無法幸福生活的元兇，而你們所做的這一切都被包裹在愛的名義下，我無法拒絕，別人也無法洞察我的痛苦。一旦我對你們的“愛暴力”行為有什么反抗，我就會被加上“身在福中不知福”“白眼狼”“不懂得感恩”這樣的罪名。所以我只能一個人承受這樣巨大的痛苦！我恨你們，因為你們用愛的方式強暴了我的靈魂！

　　我并不是說這樣的呵斥指責有何不對，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百善孝為先。我們這個民族對于“孝”，確實持有一種過于迂腐的態度。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又令我們習慣于壓抑自己的真實情感，更容易接受權威觀點和順從權威的控制。在這樣的文化積淀的作用下，如此“對峙”實施“愛暴力”的父母，往往是沒有作用的。

　　而且，愛暴力不同于一般的暴力行為，它攜帶了巨大傷害，也攜帶著強大的愛的信息。每一個經歷過“愛暴力”傷害的成年人，都會因為自己沒有實現父母曾經的期待，而對父母的付出與愛產生巨大的虧欠感。

　　內心飽含著這么沉重的愧疚與自責，“愛暴力”的傷害者又怎會有勇氣去面對真實的傷害源，去指責給自己帶來傷害的父母雙親？

　　我認為，比“對峙”更為適用的方法，除了“角色定位”之外，還有“角色調換”。

　　什么樣的人才會總在別人未許可的情況下合法地翻別人的東西？

　　孩子。

　　我們小時候或許都很喜歡翻媽媽的包包，在翻看的過程當中，我們體會著成年人的神秘與快樂。從本質上來講，這是對于自我成長的一種渴望。我們也通過這樣的行為去釋放對于媽媽不在身邊陪伴自己而產生的焦慮情緒。

　　同時，翻包行為還蘊含著這樣一種情感轉移：我無法控制媽媽是否在我身邊，但我通過掌握媽媽生活中除我以外的那部分內容，完成對媽媽行蹤的參與，最終達到控制媽媽行為(不離開自己)的目的。

　　如果用孩子翻包的心理動力去理解媽媽現在翻成年女兒的包的行為動機，那就是：媽媽內心如一個幼稚的孩子，需要通過翻看女兒的包來感受年輕人的生活，釋放因女兒不在自己身邊，不知道女兒在做什么而產生的焦慮，同時也因此獲得對女兒行蹤的控制感。

　　也就是說，媽媽這一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是如孩子般無助的不恰當行為。我們看到了媽媽的無助，也看到了媽媽對于失去女兒的恐懼。

　　但是媽媽是不會這么理解自己的行為的，她為了讓自己不看到被自己的行為所隱藏起來的焦慮、恐懼，她會把這一行為詮釋為對女兒的關心和愛護。

　　媽媽怎么解釋這一行為，對于我們來說并不是很重要。因為，人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都不會直接說出內心最恐懼的東西。

　　也就是說，并不是她因不想說而故意隱瞞，而是她的內心自我保護機制在自動工作，她自己都不會讓自己知道。

　　但是，當我們作為成年人，洞悉了媽媽的動機之后，還會如此憤怒嗎？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媽媽的控制令我們產生的無助感大大減弱，并且還因此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如何設置自己在沖突中的角色定位，是我們處理好“愛暴力”傷害的一個基礎。

　　雖然父母并不會因為你的領悟和理解而改變他們的行為模式，但你可以通過“角色調換”的方式來對待外強中干的“愛暴力”父母。這種行為，能夠讓自己那在愛暴力作用下缺失的自信、自尊獲得部分的補償。

　　我們告訴每一個父母，對待孩子要無條件地愛，但我們忽略了一點，我們對父母更加應該無條件地愛。而當這樣的愛能夠作用在自己和父母的關系當中的時候，我們既不是一味地順從、依賴父母給予的“愛暴力”傷害，也不是無助地對抗父母的控制。我們會因為看懂了父母的軟弱，而給予他們真正的理解和接納，并把自己以往接受“愛暴力”傷害的過程，詮釋為愛父母、為父母奉獻的無意識過程。

　　這樣一來，我們雖然不能夠帶給父母真正的幸福、榮耀、輕松(“愛暴力”父母自己定義的好孩子標準)，但我們可以因為我們的存在，而讓他們在某種層面遠離焦慮、恐懼、壓力感受。

　　作為一個人來說，與尋找快樂相比，遠離痛苦是更加迫切和必要的。當我們用這樣的方法給自己的經歷做了詮釋之后，我們曾經對自己人生的痛苦解讀便會就此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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