紳士的起源

　　許多人認為“紳士”一詞源于英國文化，其實不然。“紳士”作為一個漢語詞匯，我們要探討它的意義，還是要從延綿數千年的中國古代文化中找尋。

　　關于“紳士”的起源，大概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中國古代把官服上系的帶子稱為“紳”， ——“古之仕者，重紳插笏”，古代做了官便有資格系紳帶、插笏，出入朝堂——于是當官的人便被稱為“束紳之士”，簡稱“紳士”。另一種說法則更具有普遍意義：把“紳”與“士”相區別，用“士”來特指古代的知識階層。這個士階層地位特殊，他介于貴族與平民之間，既是“士、農、工、商”四民之首，又屬于最低一級的貴族。而“紳”“士”合并，指的是當官的讀書人，也就是士大夫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古代的紳士們是通過個人的努力或機緣巧合而出仕做官的知識階層，是有機會實現“治國平天下”理想的讀書人。然而天下有那么多讀書人，有多少可以做官呢？紳士們已經躋身于統治階層，成為統治者的后備軍，而處于知識階層的更多的讀書人只能是布衣終生，過著平民百姓的生活。無論如何，紳士們也好，知識階層也罷，他們的社會地位終究是不上不下的，這使得他們在價值上取向獨特的中間立場——既提醒統治者要行仁政、愛民如子，又教化百姓要遵守社會秩序，從而扮演了一種天下公心、社會良心、甚至天地之心的角色。

　　要做到這一點，一個最重要、最關鍵的武器就是文化。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至少是作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正是這些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所創造的文化。他們信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方面“達則兼濟天下”，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以及憂患意識，認為自己應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另一方面，又講究“窮則獨身其身”，習慣于自我拷問、自我鞭策和自我警戒，用“圣賢境界”來要求自己。他們平和閑適、從容不迫，立朝為官則剛正切直、義正辭嚴，退而還家則溫文爾雅、瀟灑風流。在國家存亡和朝代更替之際，他們更加承擔起創造文化和傳承文化的任務。

　　顯而易見，古代對紳士們乃至知識階層的要求可不低。為了實現理想，他們必須用更高的格調來引領自己的行為：深情、博學、厚重、禮貌、勇毅、赴湯蹈火而俠骨柔腸，文質彬彬而又猛志固長在。雖然“學而優則仕”是人生征途，但即使不能做官，對自己的要求也是不能放低的，做精神的貴族比做真正的貴族更加重要。這也成為對紳士們乃至知識階層的身份標識，成為他們所創造的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新紳士當道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極具包容性的，今天我們再次談起“紳士”這個話題，就不僅僅落腳于對精神之根的追尋，還要承認隨著歷史的延綿推進，特別是自清末明初的西風東漸以來，“紳士”二字已經具有了更豐富的涵義。例如，是誰第一個把西方的“gentleman”翻譯為“紳士”？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個用法得以推廣、繼承，至少說明二者是較為相近的聯想，而“gentleman”的精神也得以與“紳士”融為一體，共同浸潤和陶冶后人。

　　在西方，“gentleman”最初也包含有身份、有地位的意思，但后來逐步發展為強調有教養、有禮貌、有道德和尊重婦女的意思。十八世紀英國通俗道德散文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說：“真正的紳士是一個被塑造出來作為最高典型的人。紳士的品質不取決于他的生活方式或他的舉止，而取決于他的道德價值；不取決于他個人財產的多少，而取決于他的個人品質的好壞。”還有“真正的紳士并不需要考慮他的出身，無論農民、還是貴族，都可以做一個紳士，每個人都可以做到溫和、忍耐、寬容、禮貌。富貴之人，未必就具有紳士的品質。而一個地位低下的人，反而可能無論在談吐還是精神上都成為紳士；他可以做得非常誠實節制、正直勇敢、自愛自強。一個精神豐富的窮人，比一個精神貧瘠的富人在任何方面無疑都要高貴得多。” 西方民族對“gentleman”得完善，也經歷了幾千年，而這些關于紳士格調與精神的刻畫，我們認為也是保有生命力的。

　　古代中國紳士們對于格調的執著，使之獲得了超越時空的意義，使之與西方的“gentleman” 溝通、對話與互補。到底中國“紳士”與西方的“gentleman”哪一個更優秀，更適合當代中國的教育？我們認為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無條件地唯西學是從，或者拒絕西方文化的進入，都是不可取的；同樣，單純、刻意地做紳士外形的包裝，也不過是把紳士行為下降到代價不菲的純技術層面。而我們所強調的紳士，更懂得協調傳統與現代，保守和創新之間的矛盾；懂得在對傳統文化的深層意蘊的理解和認同下，向西方文化汲取營養；懂得清醒地看待西方的價值觀，不放棄自己的文化個性與人格理想；懂得舍棄劃分階級的勢力標尺，而更看中格調的重要性。一句話，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成就了一代新人，一代既能夠適應時代進步的，又保留著中國文化精髓的新人。這樣才是培育紳士的最積極的態度。這樣的紳士毫無疑問將成為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的動能與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