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是個病怏怏的孩子，可那個冬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冒。我的鼻子經常被擦破皮，鼻孔周圍是一道道小口子。我們請不起醫生。我因高燒哆嗦個不停時，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媽媽把大片的姜放在米飯里蒸，然后用手絹把熱騰騰的米飯包起來，讓我放在頭上，直到米飯變冷，說這樣就能吸走細菌。她還把檸檬放進可樂里煮，讓我趁熱喝下。

　　雖然病著，可我還是得去學校，因為房間實在太冷了，媽媽不放心留我一人在家。坐在教室里，我經常覺得天旋地轉，臉頰因發燒而滾燙，鼻涕橫流。在學業上唯一讓我高興的是，博加特先生認為女生學不好自然和數學，而它們都是我的強項，我很樂于證明他是錯的。

　　然而，即使有安妮特幫忙，我的其他科目還是不及格，比如物理、社會科學、語言藝術。只要涉及太多文字內容的，我都不行。我能指望的只有我的閱讀能力。我讓媽媽用一只挖耳勺把我的耳朵掏干凈，好讓我聽得更清楚些。媽媽還給了我2.99 美元，讓我買了一本平裝版《韋氏詞典》。這是我們加工200 條裙子才能賺到的錢，因為每做一條裙子賺1.5 美分。很多年里，我都通過需要加工的裙子數量來衡量一件物品有多貴。那時，往返工廠的地鐵費是100 條裙子，一包口香糖要7條裙子，一個熱狗50 條裙子，一個新玩具從300 到2000 條裙子不等。甚至連友誼我都用裙子來衡量。我得知，每逢圣誕節或朋友過生日，都要送朋友禮物，每件禮物至少要花掉幾百條裙子。好在我只有安妮特一個朋友。

　　班上并不只有我認為博加特先生布置的作業很難。他似乎無法理解他所教的這些六年級學生能做什么、喜歡做什么。當他批評其他孩子或者給他們不及格的分數時，很多人只是聳聳肩。他們已經放棄了。可我曾是學校里的尖子生，在校際數學和語文比賽中都獲過獎，我要盡一切可能重新成為好學生，因為除此以外，我想不出其他什么辦法能幫助媽媽以及我自己逃離工廠。博加特先生一定發現了我很聰明，但他似乎仍然不喜歡我。我每次都正式地稱他為“先生”，每次跟他說話都起立，這也許讓他覺得我很傲慢或是在取笑他，其實這不過是因為我所受的教育一直要求我這樣做，現在已經很難改變。又或者，我廉價、不合身、不上檔次的衣服可能使我顯得很沒教養。不管出于哪種原因，我都沒什么辦法去補救。

　　博加特先生對白人小孩的要求不及對其他人嚴格。要沒有蒂龍·馬歇爾這個黑人小孩，我大概會認定博加特先生是個種族主義者。蒂龍很高，說話輕聲細語，非常聰明。除了數學，他每門功課都是第一，而數學考試的第一名永遠是我。他從不炫耀，但每當他被叫起來回答問題，他從沒答錯過。他有一篇讀書筆記拿了“A ＋”，這份作業被貼在了墻上。其中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里面的單詞我還認不全：“這本書把我們帶進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中。”他有著深棕色的皮膚，就像巧克力摻在可可粉里的顏色。他還長著濃密且特別卷曲的睫毛。博加特先生十分喜歡他，我也是。

　　當博加特先生滔滔不絕地講著蒂龍有多么優秀——言下之意是我們這些后進生有多么差勁時，蒂龍在椅子上越陷越深。“你是在一個貧民窟里出生的，對不對，蒂龍？”博加特先生在黑板前來回踱著，問道。

　　蒂龍點點頭。

　　“你父母是大學生嗎？”蒂龍搖搖頭。

　　“你父親是干什么的？”

　　蒂龍答道：“他在蹲監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你母親呢？”

　　“她是個售貨員。”看得出來，蒂龍的皮膚泛起暗紅色。他窘迫不堪。我雖深深理解那種尷尬，卻渴望自己處在他的位置上。

　　“但是！”博加特先生向我們強調，“但是這個男孩的全國統測分數是學校歷史上的最高分。”

　　蒂龍低下了頭。

　　“蒂龍，我知道你性格謙遜，但你要樹立一個榜樣，”博加特先生繼續他的訓話，“蒂龍讀的是藍斯頓·休斯和威廉·戈爾登的書。我問你們，你們跟蒂龍·馬歇爾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決心！干勁！”他就這樣說個不停。

　　他的做法使蒂龍完全被其他孩子孤立。我本想告訴蒂龍，在香港，我就是他這樣的學生，我知道同時被羨慕和嫉妒是什么樣的感受，我知道這基本就意味著形單影只。我想告訴他，我覺得他的眼睛很漂亮。諸如此類的話，我雖然很想說，卻從未說出口。但我做了這樣的事：安妮特那時經常給我糖果，我有時會悄悄放一些在蒂龍的課桌里。我知道他不會告訴任何人。每當他發現糖果，他的臉上都會慢慢展露出羞澀的笑容，然后他會偷偷環顧四周。我馬上低下頭，我覺得他應該沒發現是我干的，但我并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