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要考試了。由于我一直沒上課，根本不知道要考什么。接著，一些印著數字的表格發到我們手中，每個表格上方寫著一段話：“有三個籃球隊，每一隊都打過五場比賽……”我花了幾分鐘，試圖理解那些文字在說什么，隨后我發現這只不過是簡單的求平均值、中位數和眾數問題，還有幾道十進制問題。這簡直就像老友意外重逢。他們教的是我在香港一年多前就學過的內容。

　　然而，我在博加特先生的眼皮底下仍然很害怕。我理解錯了一個句子，發現自己寫錯的時候已經太晚了，答案寫了上去而我又沒有橡皮。如果我劃掉答案，他會不會生氣？可能會。而且這樣一來也沒有地方重寫答案了。我不敢向任何人借橡皮，怕他又覺得我在作弊。

　　唯一的選擇就是找博加特先生本人。我抬起頭，發現他如我所料，正從教室前方的講臺盯著我看。我站起身走向他。至少我知道要怎么說，因為我以前在英文課上演練過一模一樣的場景。

　　“抱歉，先生，”我努力讓自己吐字清晰，“我可以借一塊橡膠嗎？”

　　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教室中傳來竊笑聲。

　　一個男生喊道：“你還沒有男朋友嗎？”

　　此話一出，全班爆發出一陣笑聲。博加特先生假裝什么也沒聽見，倒像是默許了他們對我的嘲笑。我匆匆走回座位，恨自己頭發不夠長，遮不住自己的臉。那天，我差點兒離開學校，再不回去。

　　這時，那個蓬蓬頭女孩探過身來。“我們管它叫‘橡皮’。”她小聲說。她把一縷柔軟的頭發別在耳后，然后把一塊粉色的橡皮推到我的桌上。

　　結果，那天過得還不錯。盡管我不確定我寫等式的方式跟這里教的是否一樣，但我知道自己所有題都做對了。后來我得知，我把十位進到百位的數字寫在等式下方，而不是上方，這跟美國人的習慣不同，博加特先生因此扣了些分，沒給我100 分。但我已經認識到，下次我只需要做出一些小小的調整就夠了。我完全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

　　更重要的是，我因此結識了安妮特——那個蓬蓬頭女孩。“橡膠事件”過后，她用手肘輕輕碰了碰我。我看看她，又看看她的筆記本，上面寫著“黑鬼先生”，畫著博加特先生的簡筆畫，一個大洞代表他總發出咆哮的嘴。我那時還不知道“黑鬼”一詞指什么，但我明白她的用意，非常高興。安妮特在課堂上很少舉手，盡管她通常都知道答案。我猜這是因為她不喜歡博加特先生。每當博加特先生提出一個問題，她就會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出答案，然后拿給我看。我的閱讀能力比口語要好很多，因此對我來說這是理想的溝通方式。安妮特讓學校重新變成了我可以忍受的地方。

　　盡管要面對博加特先生，我還是期待上學，一方面因為可以見到安妮特，另一方面因為有暖氣。每當學校里舒適的熱氣將我包圍，我的耳朵、手掌和腳底板就會感覺到針扎般的微微刺痛，之后才慢慢恢復了知覺。安妮特告訴我，她正在進行牙齒矯正。見我一副茫然不解的樣子，她寫了下來，又像馬一樣張開嘴給我看。她戴著矯正器的牙齒看起來參差不齊。我從沒見過戴牙套的人。在我的家鄉，即使牙齒長得不好，我們也不會去管它。安妮特有個藍色的雙肩包，拉鏈上掛著小熊和小松鼠。我們有課間餐時間，我卻從沒帶過任何吃的，因為媽媽對課間餐沒有概念。而安妮特總是從她的背包里掏出各種誘人的零食：涂著花生醬和果醬的餅干、小塊兒的橙色車達奶酪、雞蛋沙拉或金槍魚沙拉配蛋黃醬、芹菜條配奶油干酪。見到我驚奇的模樣以及與她分享時開心的樣子，她自己也特別高興。

　　我暗中還對安妮特的膚色非常感興趣。她的皮膚與我想象中的白人的皮膚不同，不是那種跟白紙一樣的不透明的白，而是透明的，能夠看到紅色的血管。她就像我很小的時候在香港市場里見到的那種得了白化病的青蛙一樣。有一次，她掀起毛衣，給我看她圓滾滾的肚子。我驚得跳了起來。我的肚子是光滑的、黃褐色的，她的卻不同，上面長著小疙瘩，還被她的腰帶勒出紅色的印子。透過她的皮膚，我可以看到藍色的毛細血管。我猜她的皮膚肯定特別薄，特別容易受傷。她有一雙藍色的眼睛。在香港，我只見過患了白內障的盲人有這種顏色的眼睛。透過她的雙眼，我仿佛可以看見她的大腦。我的雙眼能見到的東西，她用這么淺的顏色的眼睛也能看到，這讓我覺得很新奇。

　　她說我的頭發雖然短，但是很好看，那烏黑的顏色有時看起來發藍。她說我應該把頭發留長一些，留成齊肩內扣的發型。有好幾年，我都決心把頭發留成齊肩內扣型的，其實我當時都不知道齊肩內扣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聽安妮特的絕對不會錯。我不是美國人這點讓安妮特覺得特別酷。她想學中文，尤其是粗話。

　　“傻瓜。”我用中文教她。

　　“她是個‘但掛’。”她邊說邊咯咯笑著，語音語調差得太遠，我簡直聽不懂她在說什么，別的中國人也不會聽明白。這倒是件好事。安妮特在說我們班上一個她不喜歡的女生，她說那個女孩是個“包打聽”。她把“包打聽”一詞寫給我看，可我卻不明白，難道什么都知道不好嗎？

　　跟我一樣，安妮特也沒有其他朋友，這主要是因為班里一共只有三個白人小孩，另外兩個是男孩，干什么都形影不離。其他學生幾乎全是黑人。白人小孩和黑人小孩之間有著明顯的界限。其實當時可能也有幾個西班牙裔孩子，但那時我覺得他們不過是頭發更直的黑人。

　　我發現這所學校離一個白人富人區不遠。富人區的家長如果想讓孩子上公立學校，只能送他們來這里。剩下的孩子來自環繞著學校的一個小區，這個小區里住的是中低階層的黑人——直到后來我才明白這些詞意味著什么，但我當時就意識到，保拉姨媽是對的，我的學校所在的區域遠遠強過工程區——那時我已經知道，我們住的地方叫工程區。

　　在很多方面，我都覺得自己與黑人孩子更相像：白人小孩從家帶來裝在棕色紙袋里的三明治。兩個白人男孩單獨坐一桌，跟其他人保持距離。我跟黑人小孩一樣，吃的是免費的熱餐，而安妮特是我們這桌唯一的白人。此外，我住的地方也是黑人區。盡管如此，黑人孩子彼此都是朋友，我卻不屬于他們的圈子。他們的英文說得又快又輕松，他們在院子里唱著同一首歌，玩同一種跳繩游戲。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是這樣唱的：“你看起來像只猴子，聞起來也像。我們討厭你，博加特先生，恨到了心坎上。”

　　當然，其他孩子也覺得我是個“怪咖”：穿著手縫的、不合身的衣服，留著男孩的頭發，這讓我總是顯得格格不入。我的頭發一旦長到脖頸處，媽媽就把它剪短。她說這樣更方便，因為在我們冰冷的房間里，頭發洗完后能快點兒干。盡管我們班其他黑人小孩家大部分也很窮，但他們穿的衣服起碼都是從商店里買的。在上學的路上，我仔細看了看學校附近那個小區，都是高高的居民樓，那里就是一些黑人小孩的家。地面上有些碎玻璃渣，幾面墻上有涂鴉(我已經知道這些英文字母叫“涂鴉”)，但灌木叢環繞著樓宇，大部分窗戶沒有被木條封起來，而且里面肯定有暖氣。

　　當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過上這樣的生活。有個男孩從某天開始再也沒來上過課，沒人知道他去了哪兒。還有一天中午，一個女孩被她媽媽接走了，她媽媽看上去遭到了毆打。博加特先生見到這些，眼睛都不眨一下，仿佛已經習慣了。放學后，打架斗毆時有發生。我親眼見到一個男孩的眼睛上方被劃了道口子，鮮血直流。大部分時間是男生之間互相打，有時也有女生跟女生打，或是男女混打。

　　男孩女孩們對彼此的厭惡發展出一種不良嗜好：戲弄和粗魯地辱罵。他們忙著跟虱子較勁：抓虱子、除虱子、預防虱子。虱子的傳染性給了男生很好的借口，可以用最大的力氣互相拍打，還可以摸女生。我不知道虱子是何物，結果全班的虱子都爬到了我的身上。我從小接受的教育要求我未經允許不能隨便碰別人，因此我渾身的虱子無處打發。虱子倒是一種可以超越種族界限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