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階段，在男孩兒之間流行一種所謂的“冷酷文化”。在這個年紀，男孩兒為了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使自己更像個男子漢，會相互揶揄、挖苦、欺凌、開冷酷的玩笑，在這些事件中，男孩兒表現得既是作案者、受害者，又是目擊者。這是一個痛苦的階段。但是，如果說大人完全無辜，對孩子們間的文化，對他們早有預兆且明目張膽的冷酷做法沒有任何影響，那真是胡扯。

　　在男人和男孩兒對我講述過的關于這個階段的生活故事中，大人在三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在現場或視而不見；有輕微參與或者共同謀劃；以及在場，并對其發揮影響深遠的積極作用。

　　實際上，父母和老師經常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兒子所經歷的或者施予別人的這些冷酷事件，或者沒有意識到這是不妥的。一少部分男孩兒會告訴大人，學校里有人管他們叫“同性戀”或“男優”，或者拿他們的身材或長相開玩笑；而大多數男孩兒不會告訴大人這些事，因為這樣做會讓他們帶上“懦夫”的標簽，甚至更糟的是，會證明侮辱他們的人是對的。有一些知道或者懷疑兒子可能在這方面有問題的大人會認為他們沒什么可說的，或者什么也幫不上；他們保持沉默，冷眼旁觀，“尊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意愿，并希望有好的結果。可是，這種做法給男孩兒的信息卻是，冷酷的文化是至高無上的；它遠比成人社會更加聰明和強大，遠遠超過了成人社會規則的約束。它代表了男子漢氣概——身體上的強勢，情感上的克制，以及社會性攻擊和冷酷——沒有什么可以動搖它。它的規則是唯一的規則：男孩兒必須冷酷以顯得酷，如果不夠冷酷，就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不管不顧或者驀然旁觀的大人令男孩兒失望，并助長了這種文化。

　　如果大人對男孩兒之間的錯誤做法視而不見，或者他們自己也使用野蠻暴力的方式對待男孩兒，敵視、羞辱，或者虐待男孩兒，那么，大人不僅會令男孩兒感到失望，而且，他們其實也在主動地參與和擴展這種冷酷文化。令人遺憾的是，很多男孩兒都有這樣的經歷。一位爸爸向我們分享了他小時候的記憶：

　　這是令人苦惱的日子。不過，我大多數的問題都是大人的冷酷造成的。我比較聰明，在這個時期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回避其他男孩兒的攻擊。可是，我沒法回避老師和我父母的高壓和暴力的懲罰方式。在這些年里，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在這段日子里，最令我膽寒的事情是，我居然接受了我的角色，并這么容易就將其內化了。我從未能重拾我的自信。相反，我學會了用勇氣和堅持來取代自信。不過，像我這樣經歷過這些痛苦記憶的男孩兒終其一生都會留有陰影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男孩兒被父母和老師有意地“磨煉其意志”或者粗暴地對待，他們相信這是對他好，因為如果他想要成長為一個自尊自重，或者一個傳統中的男人的話，他就必須如此。可是，每個男孩兒都想成為一個自尊自重的男人；社會孤立、羞辱、背叛和情感冷漠恰恰與之背道而馳。

　　男孩兒在這個階段不顧一切想要“做個男子漢”的愿望增加了他受到傷害的可能性。不過，這同時也為細心的大人提供了一個施加重要影響的機會。父母、老師、教練，以及其他跟男孩兒一起生活，或者其工作與男孩兒有關的人——特別是男人——能夠對男孩兒的生活以及這種文化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他們可以充分利用這個年齡階段男孩兒的天性，來尊重、同情、鼓勵他們，并提供一個包含了全部健康情緒表達方式的男子漢榜樣。如果一個男孩兒自己的情緒健康，他就不太可能傷害別人，并且能夠對當下的甚至終生的壓力都保持較強的抵抗力。這是健康男子氣認同感的心理基礎。這就是男孩兒所需要的。這也正是男孩兒的生活向大人敞開的一扇窗戶。

　　在俄勒岡州的專業顧問彼得·莫托拉博士及其同事所創立的一個創新性課程“BAM！”(支持和指導男孩兒的縮寫)中，他們在小組情境下通過身體方面的挑戰和策略性地講故事活動來吸引男孩兒參與其中，這些活動中混合了動作、反思，以及情緒表達。在這些小組中的經歷會幫助男孩兒培養一種友誼感、信任感、同情感，以及開放感。從而使他們放下內心的防御，毫無顧忌地與他人交往。課程經過了精心設計，使大人在其中發揮著指導的作用，他們只是指導，而不會指揮男孩兒該如何解決面對的挑戰。在這種友善的氛圍里，其規則是：沒有貶低，(在討論的時間里，當一個男孩兒發言的時候，他)不會被打斷，有權輪流發言，每個人都要自信、誠實，并善于學習。“BAM！”的目標是，使男孩兒在情緒上更加有涵養，更加有適應力。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從一開始它就創造了一種令男孩兒感到安全的環境。當大人們抱怨男孩兒“說話不多”的時候，他們其實沒有理解，男孩兒想要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但是只有在安全的時候才會這樣做。莫托拉和同事們認為，在小組活動中，男孩兒們在激烈地釋放身體能量——騎車、繩網陣，或簡單的追逐游戲或踢足球等活動——之后，在情緒上是最開放和最坦率的時候。

　　一位13歲男孩兒的爸爸建議，男人們可以鼓勵這個年紀的男孩兒進入男人的世界，幫助他們度過這個發展的轉折時期，而不是放任不管，讓其自生自滅：“讓我們早一點兒將他們納入到男人的世界里。他們的青春期太長了。‘我是個男孩兒，我也是個男人。我不知道我是誰。’男人們記得這個階段。我們可以容忍。我們應該容許他們既是孩子也是大人。”

　　另一位從事跟男孩兒有關的工作的爸爸說，他知道“男孩兒把自己的內心世界隱藏起來，是擔心被別人的冷酷行為所傷害。”他擔心自己的小兒子：

　　我知道我兒子表現出來的柔弱和不安肯定會演變成具有較強防御傾向的所謂堅忍的男子氣概。如果男孩兒們模仿了錯誤的“男子漢榜樣”的話，他們會對我們作為人的意義產生困惑，會對我們的脆弱一面到底是可恥還是正常的問題產生困惑，還會對是否需要成年男性來關心我們的問題產生困惑，甚至會感到恐慌。

　　作家威廉·戈爾丁在他的小說《蠅王》(Fly King)中講述了二戰期間，一群男孩兒來到了一座長滿灌木叢的島嶼。他們與文明隔絕，沒有成人的監管，他們臨時形成了一個社會秩序。結果，強壯的、有領導氣質的、精明的，甚至是殘酷的男孩們悲劇性地大行其道。男孩兒向野蠻的退化是這本書的主題。但是最后，當男孩兒們被解救的時候，是一個成人，一個男人，走到他們中間，將他們領了出來。

　　任何曾經在8或9年級男孩兒鎖著的房間里待過，曾經聽到過男孩兒之間的冷嘲熱諷的人，都會了解男孩兒之間冷酷的文化，并希望保護自己的或者別人的兒子免受其害。他理解男孩兒在冷酷的、扭曲的男子氣世界觀面前的脆弱性；他希望自己能夠帶領男孩兒們順利度過這個艱難的階段。同時，很多男人懷疑，揶揄是否就是令男孩兒們處境艱難的罪魁禍首，所以他們很矛盾是否應該完全禁絕這種冷酷的文化。我所能提供的建議是，在我多年以來的矯治工作中，我聽到了太多男孩兒的心聲。我可以保證他們在中學時代所記得的人就是那些向他們伸出援手、給他們熱情鼓勵，使他們感到安全的男人。他們不需要那種喜歡挖苦，對欺凌視而不見，或者本身就是個大刺兒頭的男人。如何決定取決于每個男人自己——每位父母、老師、輔導員，或教練。我們也許沒辦法完全消除這種冷酷文化，但是我們能給男孩兒們幫助，幫助他們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