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真的重男輕女嗎

　　男性和女性之間的自然平衡比例大約為105:100。為什么男性略多于女性呢？大概是因為男性的平均壽命比女性短，會死得稍微早一些。所以“大自然的偏向”使男性在數量上占據優勢—至少在人類最初出現時是如此—但是，“非大自然的偏向”作用又如何呢？在某些不發達地區或者發展中國家，確實有重男輕女的現象，這是因為男性勞動力對維持基本生存更加有利。某些地方從古至今都有流產女嬰，甚至拋棄和殺死新生女嬰的傳統。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這種性別歧視最終將被消除，比如有些國家已經立法禁用流產方式選擇性別，并通過各種方式積極維持男女平衡。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的努力開始初顯成效。在西方國家，最近的性別偏好調查卻顯示，有些地方反而有“重女輕男”的趨勢。但是整體而言，西方家庭的主流傾向仍然是男女均衡，也就是男孩和女孩的數量相等，最好是一男一女。德國吉森大學生物倫理學家埃德加•達爾曾在倫敦的皇家學會召開的一次國際人類繁殖研討會中發言稱，研究顯示，在美國、德國和英國等性別選擇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并沒有發現任何性別偏好。很多人確實希望第一胎是男孩，這種傾向在美國比在歐洲的大多數國家更加嚴重。達爾教授引用的數據顯示，美國人中希望頭胎生男孩的人是希望頭胎生女孩的兩倍。不過，跟歐洲人一樣，美國人大多希望第二個孩子的性別和第一個孩子不同。因此，達爾教授認為在西方“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會有性別比率失衡的危險”。我們在最近對謝特爾茲法使用者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想用性別選擇法懷男孩的人和想懷女孩的人正好各占一半。更重要的是，很多非常想要男孩的夫妻已經有了至少一個女兒。反之亦然。在想用性別選擇法孕育第一個孩子的家庭中，我們確實發現頭胎想要男孩的人略多一些。

　　已經有了一個孩子的夫妻很少希望第二個孩子是同一性別，而已經有了兩個以上相同性別的孩子的夫妻希望下一個孩子仍然是同一性別的情況則更為罕見。我們的確也遇到過后一種情況，但是通常有著特殊理由。比如一位母親告訴我們：“我喜歡孩子，越多越好，但就是受不了淘氣的男孩。”另一對夫妻希望他們的第五個孩子還是男孩，因為“我們就是一個極端大男子主義的家庭”。絕大部分人仍然希望家里的孩子性別均衡，其中大多數想要一兒一女。

　　在中國，目前政府正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通常一個家庭只允許生一個孩子。如果國家政策允許生兩個孩子，很多人也想要一兒一女。

　　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辦公室的查爾斯•F。威斯托夫博士和威斯康星大學人口與生態中心的羅納德•R。林德福斯博士曾經做過一次調查，內容是關于在美國推行性別選擇技術的影響，這是相關領域目前最權威的研究數據。通過對6000多名已婚婦女的詳細調查，研究者發現性別選擇技術確實會造成男嬰出生比例提高，但是這種情況最多只會持續兩年，因為很多沒有孩子的人頭胎想要男孩，但有了一個男孩后，他們生第二胎時就會想要女兒，因此男女出生比例恢復平衡狀態。其他研究人員的結論也證實了這些觀點。

　　不過，人們希望第一胎生男孩的事實也值得我們注意。為什么甚至在發達國家也存在這種現象呢？這無疑與孩子的父親對“延續姓氏”的執著有一定的關系。另一個原因則是在人們的觀念中—即使是在科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兒子更加“有用”或者說更加經濟，盡管最近有一本書指出，撫養男孩和撫養女孩的成本并無明顯差異(男孩的平均撫養費為22.6萬美元，女孩的平均撫養費為24.7萬美元)。

　　1987年，《家庭醫生周刊》的“百家爭鳴”專欄曾邀請謝特爾茲博士參加關于性別選擇的辯論。喬治城大學生物倫理中心負責人勒羅伊•沃爾特斯博士認為，即使男女出生比例在一段時間內會取得平衡，頭胎中男孩居多仍然會帶來不利影響。“假如家庭的第一個孩子具有某種優勢，那么這種優勢將主要被賦予男孩……這樣還會給孩子留下‘以性別取人’的印象，甚至會使性別歧視加劇”。所以沃爾特斯博士的結論是不應該推行性別選擇技術，“尤其是頭胎”。

　　謝特爾茲博士反駁道，學界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頭胎男孩居多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也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信性別選擇技術可使性別歧視加劇。他認為事實恰恰相反。人們對頭胎生男孩的興趣與性別選擇技術的出現無關，如果一對夫妻確實非常希望第一胎是男孩，但是卻無法如愿，那么他們很可能會以某種方式不自覺地微微表露這種不快，而他們的女兒肯定會察覺到這種不快(并受到其負面影響)。

　　此外，謝特爾茲博士本人在性別選擇方面的豐富經驗告訴他，父母給女兒和兒子的愛是一樣的。“這么多年來，我從未發現男女出生比例突然向男性大幅傾斜的現象。即使在通過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數量的中國，人們也明白繁衍生息離不開女性。”在美國婦產科學院隨后舉行的全國大會上，關于性別選擇的辯論仍在繼續。沃爾特斯博士再次表達了自己的憂慮。他承認美國并沒有出臺法律阻止父母使用性別選擇技術，指出“美國憲法對生育權的保護力度極大，足以壓制各州立法禁止性別預選。”我們相信，沃爾特斯博士也支持憲法對個人生育權的保護。但是拋開法律，單從社會角度來講，他這無異于敦促準父母們“給女孩同等的機會面對不利因素或者擁有頭胎出生權。”

　　生物倫理學家約翰•C。弗萊徹對性別選擇技術的態度從支持變為反對，認為這是“人類固有的性別歧視”，因為“人人都有重男輕女的傾向”。不過，他表示這僅僅是他自己的觀點，與他任職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無關。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則迥然不同，她強烈支持性別選擇技術的應用，因為“在人類歷史上，女孩第一次像男孩那樣被期盼降生”。她的意思是，如果一個女孩是通過性別選擇而“訂制”的，那么她長大以后就會非常肯定她真的是父母想要的孩子，而不是他們想要卻沒要到的兒子的替代品。

　　近年來，不少研究證實了對性別選擇技術的許多恐懼都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歐道明大學(Old Dominion University)的人口統計學家保羅•斯霍拉特和馬里蘭大學的杰伊•蒂奇曼，他們對2000多名只有一種性別孩子的夫妻進行了調查，發現不論是只有兒子的家庭還是只有女兒的家庭都同樣希望接下來能夠擁有一個另一性別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任何重男輕女的傾向。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現代人的理想是“兒女雙全”。

　　《紐約時報》的“新聞調查”也給出了一份令人欣慰的報告—“全國各地受訪的醫生均表示，由于性別原因而流產的現象在美國極為罕見。”

　　——本文摘自由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授權的《隨心所孕：生男生女自己定》一書